电脑史话

1、计算机始祖

从1980年8月到1981年8月，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埃斯特奇领导着“国际象棋”工程计划13人小组奋力攻关。“当时很少有人体会到，这一小组人即将改写全世界的历史。”（英特尔华裔副总裁虞有澄语）据说，IBM公司后来围绕PC机的各项开发，投入的力量逐步达到450人，英特尔公司也组成“特殊客户部”为PC机供应高质量的芯片。 
　　根据协定，微软公司应该为PC机提供包括BASIC在内的系列电脑语言软件。然而，未来的PC电脑，最需要的软件是操作系统，于是，比尔·盖茨把IBM的代表介绍给了另一家以研制CP/M操作系统软件闻名的DR数字研究公司。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戏剧性情节，CP/M操作系统软件的设计者基多尔恰好不在家，而他的太太又不愿在保密协定上签字画押，千载难逢的机遇与DR公司失之交臂。 
　　IBM的代表只得掉转头来，仍请微软公司帮助解决操作系统的问题。比尔·盖茨急中生智，想起了西雅图电脑公司的软件天才帕特森（T.Paterson），此人早就为英特尔的16位芯片编写了一个QDOS软件，正好可以充当PC机的操作系统。QDOS即“快而粗糙的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以低价购买到这款软件的版权，只是当时帕特森这位“DOC之父”并不知晓内情。 
　　1980年感恩节刚过，“国际象棋”工程小组把IBM公司的最高机密──两台PC电脑的样机，从迈阿密空运到西雅图。同样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比尔·盖茨率领着微软公司的软件小组开始为PC电脑编写程序。他们的任务除了需要赶写BASIC、COBOL、FORTRAN和PASCAL四种电脑语言的4万个程序代码，还要把QDOS改造成适合PC机使用的MS-DOS操作系统。从此，微软和IBM公司两个小组的技术人员，不断地乘飞机来来往往，飞越美国距离最远的两个城市，相互交换信息。微软的工程师还必须把自己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满头大汗地日夜加班。比尔·盖茨大量招聘编程高手，使参加PC机软件工程的人员增加到了70人。直到1981年6月，帕特森也加盟微软公司，并立即参加到MS-DOS的开发之中，经过反复修改和调试，终于完成了这件影响深远的著名软件。 
　　一年的时间转瞬而至。1981年8月12日，IBM公司在纽约市对外宣布：IBM PC机横空出世，昭示着人类社会跨进了个人电脑的新时代。应该说，这是由英特尔公司提供微处理器芯片、微软公司编写软件、IBM公司主要设计电脑系统的共同作品。 
　　IBM PC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埃斯特奇代表设计部门宣布，他们将把所有的技术文件全部公开，热诚欢迎同行加入个人电脑的发展行列。于是乎，全世界各地的电子电脑厂商一轰而上，争相转产仿造PC机，仿造出来的产品就是IBM PC兼容机。不久，IBM PC机就成为个人电脑“事实上的标准”。 
　　为了推广这种供个人使用的电脑，IBM公司巧妙地借助卓别林式的小流浪汉形象，头戴园顶高帽，身着灯笼裤，滑稽可爱地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手里舞动着个人电脑，表示人人都能够使用。《华尔街日报》评论说：IBM大踏步地进入微型电脑市场，蓝色巨人可望在两年内夺得这一新兴市场的领导权。果然，就在1982年内，IBM PC机卖出了25万台，以每月2万台的速度迅速接近了“苹果”。1983年5月8日，IBM公司推出改进型IBM PC/XT个人电脑，增加了硬盘装置，当年就使市场占有率超过76％。1984年8月14日，IBM公司趁胜又把一种“先进技术”的IBM PC/AT机投向用户的怀抱。AT机采用英特尔公司后来发展的80286微处理器芯片，能管理多达16M的内存，并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从此，个人电脑开始了所谓286、386、486……的接力赛跑。 
　　1982年，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在介绍本年度“新闻人物”时曾满怀激情地写到：“在一年的新闻里，这个最吸引人的话题，它代表着一种进程，一种持续发展并被广泛接受和欢迎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时代》在风云激荡的当今世界中选择了这么一位新闻人物，但这完全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台机器。” 
　　这个史无前例的“新闻人物”，就是个人电脑IBM PC机。

谁都知道，电脑的学名叫做电子计算机。以人类发明这种机器的初衷，它的始祖应该是计算工具。英语里“Calculus”（计算）一词来源于拉丁语，既有“算法”的含义，也有肾脏或胆囊里的“结石”的意思。远古的人们用石头来计算捕获的猎物，石头就是他们的计算工具。著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说，人类最早的计算工具是手指，英语单词“Dight”既表示“手指”又表示“整数数字”；而中国古人常用“结绳”来帮助记事，“结绳”当然也可以充当计算工具。石头、手指、绳子……，这些都是古人用过的“计算机”。

不知何时，许多国家的人都不约而同想到用“筹码”来改进工具，其中要数中国的算筹最有名气。商周时代问世的算筹，实际上是一种竹制、木制或骨制的小棍。古人在地面或盘子里反复摆弄这些小棍，通过移动来进行计算，从此出现了“运筹”这个词，运筹就是计算，后来才派生出“筹”的词义。中国古代科学家祖冲之最先算出了圆周率小数点后的第6位，使用的工具正是算筹，这个结果即使用笔算也很不容易求得。

欧洲人发明的算筹与中国不尽相同，他们的算筹是根据“格子乘法”的原理制成。例如要计算1248×456，可以先画一个矩形，然后把它分成3×2个小格子，在小格子边依次写下乘数、被乘数的各位数字，再用对角线把小格子一分为二，分别记录上述各位数字相应乘积的十位数与个位数。把这些乘积由右到左，沿斜线方向相加，最后就得到乘积。1617年，英国数学家纳皮尔把格子乘法表中可能出现的结果，印刻在一些狭长条的算筹上，利用算筹的摆放来进行乘、除或其他运算。纳皮尔算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欧洲人主要的计算工具。

算筹在使用中，一旦遇到复杂运算常弄得繁杂混乱，让人感到不便，于是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新式的“计算机”。

著名作家谢尔顿在他的小说《假如明天来临》里讲过一个故事：骗子杰夫向经销商兜售一种袖珍计算机，说它“价格低廉，绝无故障，节约能源，十年中无需任何保养”。当商人打开包装盒一看，这台“计算机”原来是一把来自中国的算盘。世界文明的四大发

源地──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先后都出现过不同形式的算盘，只有中国的珠算盘一直沿用至今。

珠算盘最早可能萌芽于汉代，定型于南北朝。它利用进位制记数，通过拨动算珠进行运算：上珠每珠当五，下珠每珠当一，每一档可当作一个数位。打算盘必须记住一套口诀，口诀相当于算盘的“软件”。算盘本身还可以存储数字，使用起来的确很方便，它帮助中国古代数学家取得了不少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人类计算工具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5世纪以后，随着天文、航海的发展，计算工作日趋繁重，迫切需要探求新的计算方法并改进计算工具。1630年，英国数学家奥特雷德使用当时流行的对数刻度尺做乘法运算，突然萌生了一个念头：若采用两根相互滑动的对数刻度尺，不就省得用两脚规度量长度吗？他的这个设想导致了“机械化”计算尺的诞生。

奥特雷德是理论数学家，对这个小小的计算尺并不在意，也没有打算让它流传于世，此后二百年，他的发明未被实际运用。18世纪末，以发明蒸汽机闻名于世的瓦特，成功地制出了第一把名副其实的计算尺。瓦特原来就是一位仪表匠，他的蒸汽机工厂投产后，需要迅速计算蒸汽机的功率和气缸体积。瓦特设计的计算尺，在尺座上多了一个滑标，用来“存储”计算的中间结果，这种滑标很长时间一直被后人所沿用。

1850年以后，对数计算尺迅速发展，成了工程师们必不可少的随身携带的“计算机”，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它仍然是代表工科大学生身份的一种标志。

凝聚着许许多多科学家和能工巧匠智慧的早期计算工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发挥过巨大作用，但也将随着科学发展而逐渐消亡，最终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

2、第一抹曙光

 

第一台真正的计算机是著名科学家帕斯卡（B.Pascal）发明的机械计算机。

帕斯卡1623年出生在法国一位数学家家庭，他三岁丧母，由担任着税务官的父亲拉扯他长大成人。从小，他就显示出对科学研究浓厚的兴趣。

少年帕斯卡对他的父亲一往情深，他每天都看着年迈的父亲费力地计算税率税款，很想帮助做点事，可又怕父亲不放心。于是，未来的科学家想到了为父亲制做一台可以计算税款的机器。19岁那年，他发明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台机械计算机。

帕斯卡的计算机是一种系列齿轮组成的装置，外形像一个长方盒子，用儿童玩具那种钥匙旋紧发条后才能转动，只能够做加法和减法。然而，即使只做加法，也有个“逢十进一”的进位问题。聪明的帕斯卡采用了一种小爪子式的棘轮装置。当定位齿轮朝9转动时，棘爪便逐渐升高；一旦齿轮转到0，棘爪就“咔嚓”一声跌落下来，推动十位数的齿轮前进一档。

帕斯卡发明成功后，一连制作了50台这种被人称为“帕斯卡加法器”的计算机，至少现在还有5台保存着。比如，在法国巴黎工艺学校、英国伦敦科学博物馆都可以看到帕斯卡计算机原型。据说在中国的故宫博物院，也保存着两台铜制的复制品，是当年外国人送给慈僖太后的礼品，“老佛爷”哪里懂得它的奥妙，只把它当成了西方的洋玩具，藏在深宫里面。

帕斯卡是真正的天才，他在诸多领域内都有建树。后人在介绍他时，说他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流体动力学家和概率论的创始人。凡是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一个关于液体压强性质的“帕斯卡定律”，这个定律就是他的伟大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甚至还是文学家，其文笔优美的散文在法国极负盛名。可惜，长期从事艰苦的研究损害了他的健康，1662年英年早逝，死时年仅39岁。他留给了世人一句至理名言：“人好比是脆弱的芦苇，但是他又是有思想的芦苇。”

全世界“有思想的芦苇”，尤其是计算机领域的后来者，都不会忘记帕斯卡在浑沌中点燃的亮光。1971年发明的一种程序设计语言──PASCAL语言，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先驱，使帕斯卡的英名长留在电脑时代里。

帕斯卡逝世后不久，与法兰西毗邻的德国莱茵河畔，有位英俊的年轻人正挑灯夜读。黎明时分，青年人站起身，揉了一下疲乏的腰部，脸上流露出会心的微笑，一个朦胧的设想已酝酿成熟。虽然在帕斯卡发明加法器的时候，他尚未出世，但这篇由帕斯卡亲自撰写的关于加法计算机的论文，却使他似醍醐灌顶，勾起强烈的发明欲。他就是德国大数学家、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西方文明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的莱布尼茨（G.Leibnitz）。

莱布尼茨早年历经坎坷。当幸运之神降临之时，他获得了一次出使法国的机会。帕斯卡的故乡张开臂膀接纳他，为他实现计算机器的夙愿创造了契机。在巴黎，他聘请到一些著名机械专家和能工巧匠协助工作，终于在1674年造出一台更完美的机械计算机。

莱布尼茨发明的新型计算机约有1米长，内部安装了一系列齿轮机构，除了体积较大之外，基本原理继承于帕斯卡。不过，莱布尼茨技高一筹，他为计算机增添了一种名叫“步进轮”的装置。步进轮是一个有9个齿的长圆柱体，9个齿依次分布于圆柱表面；旁边另有个小齿轮可以沿着轴向移动，以便逐次与步进轮啮合。每当小齿轮转动一圈，步进轮可根据它与小齿轮啮合的齿数，分别转动1/10、2/10圈……，直到9/10圈，这样一来，它就能够连续重复地做加法。

稍熟悉电脑程序设计的人都知道，连续重复计算加法就是现代计算机做乘除运算采用的办法。莱布尼茨的计算机，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一应俱全，也给其后风靡一时的手摇计算机铺平了道路。

不久，因独立发明微积分而与牛顿齐名的莱布尼茨，又为计算机提出了“二进制”数的设计思路。有人说，他的想法来自于东方中国。

大约在公元1700年左右某天，友人送给他一幅从中国带来图画，名称叫做“八卦”，是宋朝人邵雍所摹绘的一张“易图”。莱布尼茨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八卦的每一卦象，发现它们都由阳（—）和阴（--）两种符号组合而成。他挠有兴趣地把8种卦象颠来倒去排列组合，脑海中突然火花一闪──这不就是很有规律的二进制数字吗？若认为阳（—）是“1”，阴（--）是“0”，八卦恰好组成了二进制000到111共8个基本序数。正是在中国人睿智的启迪下，莱布尼茨最终悟出了二进制数之真谛。虽然莱布尼茨设计的计算机用的还是十进制，但他率先系统提出了二进制数的运算法则，直到今天，二进制数仍然左右着现代电脑的高速运算。

帕斯卡的计算机经由莱布尼茨的改进之后，人们又给它装上电动机以驱动机器工作，成为名符其实的“电动计算机”，并且一直使用到本世纪20年代才退出舞台。尽管帕斯卡与莱布尼茨的发明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计算机，但它们毕竟昭示着人类计算机史里的第一抹曙光。

3、“编织”的程序

要让机器听人类的话，按人类的意愿去计算，就要实现人与机器之间的对话，或者说，要把人类的思想传送给机器，让机器按人的意志自动执行。

说来也怪，实现人与机器对话的始作俑者却不是研制计算机的那些前辈，而是与计算机发明毫不相干的两位法国纺织机械师。他们先后发明了一种指挥机器工作的“程序”，把思想直接“注入”到了提花编织机的针尖上。

顾名思义，提花编织机具有升降纱线的提花装置，是一种能使绸布编织出图案花纹的织布机器。

应该是，提花编织机最早出现在中国。在我国出土的战国时代墓葬物品中，就有许多用彩色丝线编织的漂亮花布。据史书记载，西汉年间，钜鹿县纺织工匠陈宝光的妻子，能熟练地掌握提花机操作技术，她的机器配置了120根经线，平均60天即可织成一匹花布，每匹价值万钱。明朝刻印的《天工开物》一书中，还赫然地印着一幅提花机的示意图。可以想象，当欧洲的王公贵族对从“丝绸之路”传入的美丽绸缎赞叹不已时，中国的提花机也必定会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欧洲。

不过，用当时的编织机编织图案相当费事。所有的绸布都是用经线（纵向线）和纬线（横向线）编织而成。若要织出花样，织工们必须细心地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在适当位置“提”起一部分经线，以便让滑梭牵引着不同颜色的纬线通过。机器当然不可能自己“想”到该在何处提线，只能靠人手“提”起一根又一根经线，不厌其烦地重复这种操作。

1725年，法国纺织机械师布乔（B.Bouchon）突发奇想，想出了一个“穿孔纸带”的绝妙主意。布乔首先设法用一排编织针控制所有的经线运动，然后取来一卷纸带，根据图案打出一排排小孔，并把它压在编织针上。启动机器后，正对着小孔的编织针能穿过去钩起经线，其他的针则被纸带挡住不动。这样一来，编织针就自动按照预先设计的图案去挑选经线，布乔的“思想”于是“传递”给了编织机，而编织图案的“程序”也就“储存”在穿孔纸带的小孔之中。

真正成功的改进是在80年后，另一位法国机械师杰卡德（J.Jacquard），大约在1805年完成了“自动提花编织机”的设计制作。

那是举世瞩目的法国大革命的年代──攻打巴士底狱，推翻封建王朝，武装保卫巴黎，市民们高唱着“马赛曲”，纷纷走上街头，革命风暴如火如荼。虽然杰卡德在1790年就基本形成了他的提花机设计构想，但为了参加革命，他无暇顾及发明创造，也扛起来福枪，投身到里昂保卫战的行列里。直到19世纪到来之后，杰卡德的机器才得以组装完成。

杰卡德为他的提花机增加了一种装置，能够同时操纵1200个编织针，控制图案的穿孔纸带后来也换成了穿孔卡片。据说，杰卡德编织机面世后仅25年，考文垂附近的乡村里就有了600台，在老式蒸气机噗嗤噗嗤的伴奏下，把穿孔卡片上的图案变成一匹匹漂亮的花绸布。纺织工人最初强烈反对这架自动化的新鲜玩意的到来，因为害怕机器会抢去他们的饭碗，使他们失去工作，但因为它优越的性能，终于被人们普遍接受。1812年，仅在法国已经装配了万余台，并通过英国传遍了西方世界，杰卡德也因此而被受予了荣誉军团十字勋章和金质奖章。

杰卡德提花编织机奏响了19世纪机器自动化的序曲。在伦敦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和中国出版的《英汉科技词汇大全》两部书中，“JACQUARD”（杰卡德）一词的词条下，英语和汉语的意思居然都是“提花机”，可见，杰卡德的名字已经与提花机融为了一体。杰卡德提花机的原理，即使到了电脑时代的今天，依然没有更大的改动，街头巷尾小作坊里使用的手工绒线编织机，其基本结构仍与杰卡德编织机大体相似。

此外，杰卡德编织机“千疮百孔”的穿孔卡片，不仅让机器编织出绚丽多彩的图案，而且意味着程序控制思想的萌芽，穿孔纸带和穿孔卡片也广泛用于早期电脑以存储程序和数据。或许，我们现在把“程序设计”俗称为“编程序”，就引申自编织机的“编织花布”的词义。

4、失败的英雄

今天出版的许多计算机书籍扉页里，都登载着巴贝奇（C.Babbage）的照片：宽阔的额，狭长的嘴，锐利的目光显得有些愤世嫉俗，坚定的但绝非缺乏幽默的外貌，给人以一个极富深邃思想的学者形象。

巴贝奇是一位富有的银行家的儿子，1792年出生在英格兰西南部的托特纳斯，后来继承了相当丰厚的遗产，但他把金钱都用于了科学研究。童年时代的巴贝奇显示出极高的数学天赋，考入剑桥大学后，他发现自己掌握的代数知识甚至超过了教师 。毕业留校，24岁的年青人荣幸受聘担任剑桥大学“路卡辛讲座”的数学教授。这是一个很少有人能够获得的殊荣，牛顿的老师巴罗是第一名，牛顿是第二名。在教学之余，巴贝奇完成了大量发明创造，如运用运筹学理论率先提出“一便士邮资”制度，发明了供火车使用的速度计和排障器等等。

假若巴贝奇继续在数学理论和科技发明领域耕耘，他本来是可以走上鲜花铺就的坦途。然而，这位旷世奇才却选择了一条无人敢于攀登的崎岖险路。

事情还得从法国讲起。18世纪末，法兰西发起了一项宏大的计算工程──人工编制《数学用表》，这在没有先进计算工具的当时，是件极其艰巨的工作。法国数学界调集大批数学家，组成了人工手算的流水线，算得天昏地暗，才完成了17卷大部头书稿。即便如此，计算出的数学用表仍然存在大量错误。

据说有一天，巴贝奇与著名的天文学家赫舍尔凑在一起，对两大部头的天文数表评头

论足，翻一页就是一个错，翻两页就有好几处。面对错误百出的数学表，巴贝奇目瞪口呆，他甚至喊出声来：“天哪，这些计算错误已经充斥弥漫了整个宇宙！”

这件事也许就是巴贝奇萌生研制计算机构想的起因。巴贝奇在他的自传《一个哲学家的生命历程》里，写到了大约发生在1812年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坐在剑桥大学的分析学会办公室里，神志恍惚地低头看着面前打开的一张对数表。一位会员走进屋来，瞧见我的样子，忙喊道：‘喂！你梦见什么啦？’我指着对数表回答说：‘我正在考虑这些表也许能用机器来计算！’”

巴贝奇的第一个目标是制作一台“差分机”。所谓“差分”的含义，是把函数表的复杂算式转化为差分运算，用简单的加法代替平方运算。那一年，刚满20岁的巴贝奇从法国人杰卡德发明的提花编织机上获得了灵感，差分机设计闪烁出了程序控制的灵光──它能够按照设计者的旨意，自动处理不同函数的计算过程。

巴贝奇耗费了整整十年光阴，于1822年完成了第一台差分机，它可以处理3个不同的5位数，计算精度达到6位小数，当即就演算出好几种函数表。由于当时工业技术水平极低，第一台差分机从设计绘图到机械零件加工，都是巴贝奇亲自动手完成。当他看着自己的机器制作出准确无误的《数学用表》，高兴地对人讲：“哪怕我的机器出了故障，比如齿轮被卡住不能动，那也毫无关系。你看，每个轮子上都有数字标记，它不会欺骗任何人。”以后实际运用证明，这种机器非常适合于编制航海和天文方面的数学用表。

成功的喜悦激励着巴贝奇，他连夜奋笔上书皇家学会，要求政府资助他建造第二台运算精度为20位的大型差分机。英国政府看到巴贝奇的研究有利可图，破天荒地与科学家签订了第一个合同，财政部慷慨地为这台大型差分机提供出1.7万英镑的资助。巴贝奇自己也贴进去1.3万英镑巨款，用以弥补研制经费的不足。在当年，这笔款项的数额无异于天文数字──有资料介绍说，1831年约翰·布尔制造一台蒸汽机车的费用才784英磅。

然而，第二台差分机在机械制造工厂里触上了“暗礁”。

第二台差分机大约有25000个零件，主要零件的误差不得超过每英寸千分之一，即使用现在的加工设备和技术，要想造出这种高精度的机械也绝非易事。巴贝奇把差分机交给了英国最著名的机械工程师约瑟夫·克莱门特所属的工厂制造，但工程进度十分缓慢。设计师心急火燎，从剑桥到工厂，从工厂到剑桥，一天几个来回。他把图纸改了又改，让工人把零件重做一遍又一遍。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又一个10年过去后，巴贝奇依然望着那些不能运转的机器发愁，全部零件亦只完成不足一半数量。参加试验的同事们再也坚持不下去，纷纷离他而去。巴贝奇独自苦苦支撑了第三个10年，终于感到无力回天。

那天清晨，巴贝奇走进车间，偌大的作业场空无一人，只剩下满地的滑车和齿轮，四处一片狼藉。他呆立在尚未完工的机器旁，深深地叹了口气。在痛苦的煎熬中，他无计可施，只得把全部设计图纸和已完成的部分零件送进伦敦皇家学院博物馆供人观赏。

1842年，在巴贝奇的一生中是极不平常的一年。英国政府宣布断绝对他的一切资助，连科学界的友人都用一种怪异的目光看着他。英国首相讥讽道：“这部机器的唯一用途，就是花掉大笔金钱！”同行们讥笑他是“愚笨的巴贝奇”。皇家学院的权威人士，包括著名天文学家艾瑞等人，都公开宣称他的差分机“毫无任何价值”……

5、携手共赴难

就在痛苦艰难的时刻，孤独苦闷的巴贝奇意外地收到一封来信，写信人不仅对他表示理解而且还希望与他共同工作。娟秀字体的签名，表明了她不凡的身份──伯爵夫人。

接到信函后不久，巴贝奇实验室门口走进来一位年轻的女士。她身披素雅的斗蓬，鬓角上斜插一朵白色的康乃馨，显得那么典雅端庄。巴贝奇一时愣在那里，他与这位女士似曾相识，又想不起曾在何处邂逅。女士落落大方地作了自我介绍，正是那位写信人。

“您还记得我吗？”女士低声问道，“十多年前，您还给我讲过差分机原理。”看到巴贝奇迷惑的眼神，她又笑着补充说：“您说我像野人见到了望远镜。”巴贝奇恍然大悟，想起已经十分遥远的往事。面前这位女士和那个小女孩之间，依稀还有几分相似。

原来，伯爵夫人本名叫阿达·奥古斯塔（Ada Augusta），是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独生女。她比巴贝奇的年龄小20多岁，1815年出生。阿达自小命运多舛，来到人世的第二年，父亲拜伦因性格不合与她的母亲离异，从此别离英国。可能是从未得到过父爱的缘由，小阿达没有继承到父亲诗一般的浪漫热情，却继承了母亲的数学才能和毅力。

还是在阿达的少女时代，母亲的一位朋友领着她们去参观巴贝奇的差分机。其他女孩子围着差分机叽叽喳喳乱发议论，摸不着头脑。只有阿达看得非常仔细，她十分理解并且深知巴贝奇这项发明的重大意义。

或许是这个小女孩特殊的气质，在巴贝奇的记忆里打下了较深的印记。他赶紧请阿达入座，并欣然同意与这位小有名气的数学才女共同研制新的计算机器。

就这样，在阿达27岁时，她成为巴贝奇科学研究上的合作伙伴，迷上这项常人不可理喻的“怪诞”研究。其时，她已经成了家，丈夫是洛甫雷斯伯爵。按照英国的习俗，许多资料在介绍里都把她称为“洛甫雷斯伯爵夫人”。

30年的困难和挫折并没有使巴贝奇屈服，阿达的友情援助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还在大型差分机进军受挫的1834年，巴贝奇就已经提出了一项新的更大胆的设计。他最后冲刺的目标，不是仅仅能够制表的差分机，而是一种通用的数学计算机。巴贝奇把这种新的设计叫做“分析机”，它能够自动解算有100个变量的复杂算题，每个数可达25位，速度可达每秒钟运算一次。

今天我们再回首看看巴贝奇的设计，分析机的思想仍然闪烁着天才的光芒。

由于巴贝奇晚年因喉疾几乎不能说话，介绍分析机的文字主要由阿达替他完成。阿达在一篇文章里介绍说：“这台机器不论在可能完成的计算范围、简便程度以及可靠性与精确度方面，或者是计算时完全不用人参与这方面，都超过了以前的机器。”巴贝奇把分析机设计得那样精巧，他打算用蒸汽机为动力，驱动大量的齿轮机构运转。 巴贝奇的分析机大体上有三大部分：其一是齿轮式的“存贮库”，巴贝奇称它为“仓库”（Store），每个齿轮可贮存10个数，齿轮组成的阵列总共能够储存1000个50位数。分析机的第二个部件是所谓“运算室”，它被巴贝奇命名为“作坊”（Mill），其基本原理与帕斯卡的转轮相似，用齿轮间的啮合、旋转、平移等方式进行数字运算。为了加快运算速度，他改进了进位装置，使得50位数加50位数的运算可完成于一次转轮之中。第三部分巴贝奇没有为它具体命名，其功能是以杰卡德穿孔卡中的“0”和“1”来控制运算操作的顺序，类似于电脑里的控制器。他甚至还考虑到如何使这台机器处理依条件转移的动作，比如，第一步运算结果若是“1”，就接着做乘法，若是“0”就进行除法运算。此外，巴贝奇也构思了送入和取出数据的机构，以及在“仓库”和“作坊”之间不断往返运输数据的部件。

阿达“心有灵犀一点通”，她非常准确地评价道：“分析机‘编织’的代数模式同杰卡德织布机编织的花叶完全一样”。于是，为分析机编制一批函数计算程序的重担，落到了数学才女的肩头。阿达开天辟地第一次为计算机编出了程序，其中包括计算三角函数的程序、级数相乘程序、伯努利函数程序等等。阿达编制的这些程序，即使到了今天，电脑软件界的后辈仍然不敢轻易改动一条指令。人们公认她是世界上第一位软件工程师。

众所周知，美国国防部据说是花了250亿美元和10年的光阴，把它所需要软件的全部功能混合在一种计算机语言中，希望它能成为军方数千种电脑的标准。1981年，这种语言被正式命名为ADA（阿达）语言，使阿达的英名流传至今。

不过，以上讲的都是后话，殊不知巴贝奇和阿达当年处在怎样痛苦的水深火热之中！ 由于得不到任何资助，巴贝奇为把分析机的图纸变成现实，耗尽了自己全部财产，弄得一贫如洗。他只好暂时放下手头的活，和阿达商量设法赚一些钱，如制作什么国际象棋玩具，什么赛马游戏机等等。为筹措科研经费，他们不得不“下海”搞“创收”。最后，两人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窘境。阿达忍痛两次把丈夫家中祖传的珍宝送进当铺，以维持日常开销，而这些财宝又两次被她母亲出资赎了回来。

贫困交加，无休止的脑力劳动，使阿达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852年，怀着对分析机成功的美好梦想，软件才女英年早逝，死时年仅36岁。阿达去世后，巴贝奇又默默地独自坚持了近20年。晚年的他已经不能准确地发音，甚至不能有条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他仍然百折不挠地坚持工作。1871年，为计算机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先驱者巴贝奇，终于满怀着对分析机无言的悲怅，孤独地离开了人世。有人把他的大脑用盐渍着保存起来，想经过若干年后，有更先进技术来研究他大脑保存的精神。

分析机终于没能造出来，巴贝奇和阿达失败了。巴贝奇和阿达的失败是因为他们看得太远，分析机的设想超出了他们所处时代至少一个世纪！社会发展的需求和科学技术发展的可能，使得他们注定要成为的悲剧人物。尽管如此，巴贝奇和阿达为电脑科学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包括30种不同设计方案，近2000张组装图和50000张零件图……，更包括那种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为追求理想奋不顾身的拼搏精神。

6、穿孔制表机

将国外出版的多媒体百科全书光盘插入电脑，然后键入“Punched card”（穿孔卡）作为关键词搜索。你会发现，电脑屏幕将从“Jacquard”（杰卡德）条目开始，连带着显示出早期计算机发展简史。紧靠着“杰卡德”词条的，是另外一个姓名“H.Hollerrith”。

该词条解释说，穿孔卡是早期计算机输入信息的设备，通常可以储存80列数据。它是一种很薄的纸片，面积为190×84毫米。首次使用穿孔卡技术的数据处理机器，是美国统计专家霍列瑞斯博士（H.Hollerith）的伟大发明。

公元1880年，美利坚合众国举行了一次全国性人口普查，为当时5000余万的美国人口登记造册。当时美国经济正处于迅速发展的阶段，人口流动十分频繁；再加上普查的项目繁多，统计手段落后，从当年元月开始的这次普查，花了7年半的时间才把数据处理完毕。也就是说，直到快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时，美国政府才能得知第一次人口普查期间全国人口的状况。

霍列瑞斯博士是德国侨民，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矿业学院，学的是采矿专业。大学毕业后来到人口调查局，从事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人口普查。他曾与同事们一起，深入到许多家庭，填表征集资料，深知每个数据都来之不易；他也曾终日埋在数据堆里，用手摇计算机“摇”得满头大汗，一天下来，也统计不出几张表格的数据。

人口普查需要大量处理的是数据，如年龄、性别等用调查表采集的项目，并且还要统计出每个社区有多少儿童和老人，有多少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等等。这些数据是否也可由机器自动进行统计？采矿工程师霍列瑞斯想到了纺织工程师杰卡德80年前发明的穿孔纸带。杰卡德提花机用穿孔纸带上的小孔，主要用来控制提花操作的步骤，即编写程序，霍列瑞斯则进一步设想要用它来储存和统计数据，发明一种自动制表的机器。

人口调查局的业务异常繁忙，一个行政机构也不可能提供时间和经费让公务员搞什么科学研究。两年后，霍列瑞斯博士离开了人口局，到专利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一边工作，一边致力于自动制表机的研制。

霍列瑞斯首先把穿孔纸带改造成穿孔卡片，以适应人口数据采集的需要。由于每个人的调查数据有若干不同的项目，如性别、籍贯、年龄等等。霍列瑞斯把每个人所有的调查项目依次排列于一张卡片，然后根据调查结果在相应项目的位置上打孔。例如，穿孔卡片“性别”栏目下，有“男”和“女”两个选项；“年龄”栏目下有从“0岁”到“70岁以上”等系列选项，如此等等。统计员可以根据每个调查对象的具体情况，分别在穿孔卡片各栏目相应位置打出小孔。每张卡片都代表着一位公民的个人档案。

霍列瑞斯博士巧妙的设计在于自动统计。他在机器上安装了一组盛满水银的小杯，穿好孔的卡片就放置在这些水银杯上。卡片上方有几排精心调好的探针，探针连接在电路的一端，水银杯则连接于电路的另一端。与杰卡德提花机穿孔纸带的原理类似：只要某根探针撞到卡片上有孔的位置，便会自动跌落下去，与水银接触接通电流，启动计数装置前进一个刻度。由此可见，霍列瑞斯穿孔卡表达的也是二进制信息：有孔处能接通电路计数，代表该调查项目为“有”（“1”），无孔处不能接通电路计数，表示该调查项目为“无”（“0”）。

直到1888年，霍列瑞斯博士才实际完成自动制表机设计并申报了专利。他发明的这种机电式计数装置，比传统纯机械装置更加灵敏，因而被1890年后历次美国人口普查选用，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190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全部采用霍列瑞斯制表机，平均每台机器可代替500人工作，全国的数据统计仅用了1年多时间。虽然霍列瑞斯发明的并不是通用计算机，除了能统计数据表格外，它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用途，然而，制表机穿孔卡第一次把数据转变成二进制信息。在以后的计算机系统里，用穿孔卡片输入数据的方法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数据处理也发展成为电脑的主要功能之一。

依托自己发明的制表机，霍列瑞斯博士“下海”创办了一家专业制表机公司，但不久就因资金周转不灵陷入困境，被另一家CTR公司兼并。1924年，CTR公司更名为“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英文缩写“IBM”，专门生产打孔机、制表机一类产品。

杰卡德和霍列瑞斯分别用开创了程序设计和数据处理之先河。以历史的目光审视他们的发明，正是这种程序设计和数据处理，构成了电脑“软件”的雏形。

7、继往与开来

巴贝奇巨星陨落后，世人已逐渐将他淡忘，20世纪已经来临。计算机的历史等待着，等待着巴贝奇式的人物再世，等待着人类划时代的壮举。

大约在1936年，美国青年霍德华·艾肯（H.Aiken）来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恰好在世纪之交来到人世的艾肯，属于大器晚成的科学家。由于家庭贫困，他不得不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艰难地读完高中。大学期间，也是一边工作，一边刻苦学习，直到毕业后才谋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36岁那年，他毅然辞去收入丰厚的职务，重新走进大学校门。由于博士论文的研究涉及到空间电荷的传导理论，需要求解非常复杂的非线性微分方程，在进行繁琐的手工计算之余，艾肯很想发明一种机器代替人工求解的方法，幻想能有一台计算机帮助他解决数学难题。

三年之后，正如莱布尼茨在书里“找到”帕斯卡一样，艾肯也是在图书馆里“发现”的巴贝奇和阿达。巴贝奇和阿达的论文，令年轻人心摇旌动。70多年过去后，巴贝奇仿佛还在对他娓娓而谈：“任何人如果不接受我失败的教训，还仍然下决心去研制一台把数学分析的全部工作都包括在内的机器的话，我不怕把自己的名誉交给他去作出应有的评价，因为只有他才完全了解我工作的性质及其成果的价值”。以艾肯所处时代的科技水平，也许已经能够完成巴贝奇未竞的事业，造出通用计算机。为此，他写了一篇《自动计算机的设想》的建议书，提出要用机电方式，而不是用纯机械方法来构造新的“分析机”。然而，正在求学的读书人根本没有可能筹措到那么大的一笔经费。

取得博士学位的艾肯进入了美国海军军械局。一名小小的中尉，他仍然没有钱。“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对于艾肯实现计算机梦想来说，“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否则只会重蹈巴贝奇和阿达的复辙。

年轻的海军中尉想到了制表机行业的IBM公司。

艾肯从他一位老师口中得知IBM董事长沃森的大名，他的老师此时正在一所由IBM出资创办的“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局”里任职，非常乐意为学生写了份推荐信。艾肯连续通宵达旦地准备材料，拟好了一份详细的可行性报告，直接跑去找沃森。他听老师讲，沃森的作风从来就是独断专行，不设法说服此人，研制计算机的计划一准泡汤。

IBM的总部座落在一幢古色古香的建设物里。沃森坐在宽大的写字台后，一言不发听艾肯陈述。在他的背后，是整整齐齐摆满各种书籍的大书柜，书柜的上方贴着只有一个单词的格言──思考（THINK），这是沃森最为推崇的行动准则。

艾肯说完了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地望着对面这位爱好“思考”的企业家。

“至少需要多少钱？”沃森开口询问。

“恐怕要投入数以万计吧”，艾肯喃喃地回答，“不过……”

沃森摆了摆手，打断了艾肯的话头，拿起笔来，在报告上划了几下。

艾肯心里一紧：“没戏了！”出于礼貌，他还是恭敬地用双手接过那张纸，随即低头一瞅，顿时喜上眉稍──沃森的大笔一挥，批给了计算机100万美元！

有了IBM作坚强后盾，新的计算机研制工作在哈佛物理楼后的一座红砖房里开了场，艾肯把它取名为“马克1号”（MarkⅠ），又叫做“自动序列受控计算机”。IBM又派来莱克、德菲和汉密尔顿等工程师组成攻关小组，财源充足，兵强马壮。比起巴贝奇和阿达，艾肯的境况实在要幸运得多。IBM也因此从生产制表机、肉铺磅秤、咖啡碾磨机等乱七八糟玩意的行业里，正式跨进了计算机的“领地”。

艾肯设计的马克1号已经是一种电动的机器，它借助电流进行运算，最关键的部件，用的是普通电话上的继电器。马克1号上大约安装了3000个继电器，每一个都有由弹簧支撑着的小铁棒，通过电磁铁的吸引上下运动。吸合则接通电路，代表“1”；释放则断开电路，代表“0”。继电器“开关”能在大约1/100秒的时间内接通或是断开电流，当然比巴贝奇的齿轮先进得多。

为马克1号编制计算程序的也是一位女数学家格雷斯·霍波（G.Hopper）。这位声名遐迩的数学博士，1944年参加到哈佛大学计算机研究工作，她说：“我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大型计算机MarkⅠ的第三名程序员。”霍波博士后来还为第一台储存程序的商业电子计算机UNIVAC写过程序，又率先研制成功第一个编译程序A-O和计算机商用语言COBOL，被公认是计算机语言领域的带头人。有一天，她在调试程序时出现了故障，拆开继电器后，发现有只飞蛾被夹扁在触点中间，从而“卡”住了机器的运行。于是，霍波恢谐地把程序故障统称为“臭虫”（bug），而这一奇怪的“称呼”，后来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专业行话，如DOS系统中的调试程序，程序名称就叫DEBUG。

1944年2月，马克1号计算机在哈佛大学正式运行。从外表看，它的外壳用钢和玻璃制成，长约15米，高约2.4米，自重达到31.5吨，是个像恐龙般巨大身材的庞然大物。据说，艾肯和他的同事们，为它装备了15万个元件和长达800公里的电线。这台机器能以令当时人们吃惊的速度工作──每分钟进行200次以上的运算。它可以作23位数加23位数的加法，一次仅需要0.3秒；而进行同样位数的乘法，则需要6秒多的时间。只是它运行起来响声不绝于耳，有的参观者说：“就象是挤满了一屋子编织绒线活的妇女”，也许你会联想到，马克1号计算机也与杰卡德编织机有天然的联系。

马克1号代表着自帕斯卡以来，人类所制造的机械计算机或电动计算机之顶尖水平，当时就被用来计算原子核裂变过程。它以后运行了15年，编出的数学用表我们至今还在使用。1946年，艾肯和霍波联袂发表文章说，这台机器能自动实现人们预先选定的系列运算，甚至可以求解微分方程。

马克1号终于实现了巴贝奇的夙愿。事隔多年后，已经担任大学教授的艾肯谈起巴贝奇其人其事来，仍然惊叹不已，他曾感慨地说，如果巴贝奇晚生75年，我就会失业。但是，马克1号是早期计算机的最后代表，从它投入运行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过时，因为此时此刻，人类社会已经跨进了电子的时代。

8.真空驯电子

1883年一个晚上，为人类社会贡献了二千多项发明的美国发明家爱迪生（T.Edison），正在实验室紧张地忙碌着。他面前放着各种灯泡，除了灯丝的材料不同外，这些灯泡都被抽成了真空。爱迪生拾起一只烧坏的碳丝灯泡，发现碳丝似乎比原先细了许多，而在灯泡上部隐约沾着一些碳灰，看来是由于温度高使碳丝蒸发成碳灰。

怎么才能阻止碳丝蒸发呢？爱迪生找来一小截铜丝，把它靠在碳丝附近然后一起封装到一只新玻璃壳里，抽去空气，然后把它接在电路上。实验结果使爱迪生大失所望，碳丝发光后依然变细。爱迪生叹了口气，无意间用电流表探头触了触铜丝外露的端头。

奇怪的事发生了，电流表的指针竟摆动了一个角度。爱迪生简直不敢相信，这铜丝并没有接触通电发光的碳丝，哪来的电流呢？连续实验了几次，情况都没有变化，爱迪生把它记录在案，作为一项发明申请了专利，称为“爱迪生效应”，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纯科学”发现。爱迪生当时没有找到实际用途，也没能更深入地探讨和追寻，让一次更伟大的发明机会擦肩而过。

“爱迪生效应”没有引起爱迪生本人重视，却惊动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英国青年工程师弗莱明（J.Fleming）。弗莱明漂洋过海，专程向爱迪生陈述他对单向电子流效应的真知灼见，不料想会受到大发明家的冷落。

1895年，为了解决无线电讯号的检波问题，弗莱明在实验室重新摆弄起爱迪生的“电灯泡”来。他故意把碳丝做得细一些，而把铜丝加粗加宽，变成一块薄铜板，并把铜板弯曲成圆筒状，把碳丝整个儿包起来。当他把“灯泡”连接在交流电回路后，弗莱明兴奋地看到自己的预想变成了现实：交流电讯号被整流为单向流动的直流电。于是，弗莱明以“热离子阀”为名在英国申请了专利。弗莱明的发明，正是世界上第一只电子管，也就是人们后来所说的“真空二极管”。 弗莱明把他发明的东西叫做“热离子阀”，“阀”就是开关，电子管确实是计算机理想的开关元件，然而，弗莱明的真空二极管尚未达到电脑高速开关的要求。20世纪初，在弗莱明开创的事业的基础上，一位美国青年发明家德·福雷斯特（L.De Forest）在真空中再次驯服了电子。

德·福雷斯特那年也不到30岁。孩提时期并不出众，被老师认为是个平庸的孩子，唯一的爱好是拆装各种机械小玩艺，志向不高，只想做个机械技师或者当一名机械工。一次偶然的机会邂逅了无线电发明家马可尼，激发了他创新无线电检波装置的发明之梦。大学毕业后的短短5年，他连续取得了34项发明专利。

1906年，为了提高真空二极管检波灵敏度，德·福雷斯特在弗莱明的玻璃管内添加了一种栅栏式的金属网，形成电子管的第三个极。他惊讶地看到，这个“栅极”仿佛就像百叶窗，能控制阴极与屏极之间的电子流；只要栅极有微弱电流通过，就可在屏极上获得较大的电流，而且波形与栅极电流完全一致。也就是说，德·福雷斯特发明的是一种能够起放大作用的真空三极管器件。

然而，因发明这种新型电子管，德·福雷斯特竟无辜受到美国纽约联邦法院的传讯，原因是有人控告他企图为公司推销积压产品，进行商业诈骗。愚昧无知的法官下达判决，宣布德·福雷斯特发明的电子管是一个“毫无价值的玻璃管”。

1912年，伴随着随时可能被捕入狱的阴云，德·福雷斯特和两名助手来到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在帕洛阿托小镇坚持不懈地改进他的三极管。在爱默生大街913号一座小木屋里，他们发现了比他们原来期望更多的东西。在用铜线重新缠绕三极管的栅极过程中，德·福雷斯特突然想到可以用这种玻璃管制作更强大的放大器。他们把若干个三极管连接起来，并与电话机的话筒、耳机相互连接，再将德·福雷斯特那只“走时相当准确的英格索尔手表”放在话筒前方，结果，被放大的手表“滴哒”声，几乎要把德·福雷斯特的耳朵震聋。

在帕洛阿托市的德·福雷斯特故居，至今依然矗立着一块小小的纪念牌，以市政府名义书写着一行文字：“德·福雷斯特在此发现了电子管的放大作用。”用来纪念德·福雷斯特的伟大发明为新兴电子工业所奠定的基础。德·福雷斯特发明电子管几十年后，这里竟变成世界电脑产业腾飞的硅谷。

电子管主要在无线电装置里充当检波、整流、放大和振荡元件，它的诞生为通讯、广播、电视等相关技术的生长、发展铺平了道路。可是，人们不久后就发现，按照不同的电路形式，真空三极管除了可以处于“放大”状态外，还可分别处于“饱和”与“截止”状态。“饱和”即从阴极到屏极的电流完全导通，相当于开关开启；“截止”即从阴极到屏极没有电流流过，相当于开关关闭；两种状态可以由栅极进行控制，其控制速度要比艾肯的继电器快10000倍。

发明家们在世纪之交的年代驯服了电子，采用电子器件制作计算机已经水到渠成，呼之欲出。

9、电脑创世纪 

全世界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迎来了1943年。硝烟密布，战鼓催春，战争的迫切需要，像一只有力的巨手，为电脑的诞生扫清障碍，铺平道路。 
　　4月9日，美国马里兰州阿贝丁，陆军军械部召集的一次会议，正处于举手表决的时刻。陆军上校西蒙（L.Simon）端坐在主席的位置，关键会议关键时刻，他却装聋作哑，闭口不言。他的身旁，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的韦伯伦（O.Veblen）教授。教授此时，仍在耐心地翻阅提交给会议的那份报告。 
　　应该说，西蒙上校对这份报告最有发言权，因为他领导的阿贝丁试炮场，担负着美国陆军新式火炮的试验任务。早些时，军械部曾派出青年军官戈德斯坦（H.Glodstine）中尉，从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气工程学院召集来一批研究队伍，帮助计算新式火炮的弹道表，这次会议就是应戈德斯坦等人要求，决定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人们都知道，刚试制出来的大炮是否能够通过验收，必须对它发射多枚炮弹的轨迹作认真检查，分析弹着点误差的原因。一发炮弹从发射升空到落地爆炸，只需一分来钟，而计算这发炮弹的轨迹却要做750次乘法和更多的加减法。一张完整的弹道表需要计算近4千条弹道，试炮场每天要提供给戈德斯坦6张这样的表，可想而知任务量有多大。 
　　戈德斯坦本人就是一位数学家，曾在密歇根大学任数学助理教授。他从陆军中抽调来百余位姑娘作辅助性的人工计算。可以设想一下：一发炮弹打过去，100多人用手摇计算机忙乱地算个不停，还经常出错，既吃力又不讨好，那场景不免令人啼笑皆非。在戈德斯坦领导的队伍中，有来自莫尔学院的两位年轻学者。一位是他多年的好友，莫尔学院副教授莫契利（J.Mauchiy），36岁的物理学家。另一位名叫埃克特（P.Eckert），24岁的电气工程师，不久前刚从莫尔学院毕业。莫契利擅长总体构思，他天生一个系统思维的脑子。他的设想，又总能够被心灵手巧的埃克特领会并加以具体化。两个人志趣相投，几番碰撞，一拍即合，交给了戈德斯坦一份研制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方案──“高速电子管计算装置的使用”，明确提出要使用弗莱明、德福雷斯特发明的电子管，造一台前所未有的计算机器，把弹道计算的效率提高成百上千倍。 
　　不知什么原因，这份珍贵的方案竟莫名其妙地遗失。莫契利只好根据秘书的记录重新起草报告，然后交给埃克特写一个附录。在附录里，埃克特创造性地阐明如何把莫契利的设计具体化。戈德斯坦深知这份报告的份量，也深感计算机器诱人的前景，他决心要利用军方代表和数学家的双重的身份，向军械部争取到项目的资助。 
　　此时韦伯伦教授手中拿着的，正是莫契利和埃克特共同起草的报告。由于所需的巨额 
经费，加上研制的风险，就连韦伯伦也感到那几页纸似乎是沉甸甸的。 
　　戈德斯坦中尉站在会议桌的另一端，面对着西蒙上校，还在作继续的申诉：“我听说海军已经把希望寄托在马克1号计算机上。我们设想的机器，是一种更新式的电子计算机，它将比哈佛的那台机器，高出几个数量级……”。 
　　西蒙转过脸，用眼睛示意戈德斯坦留意韦伯伦教授的态度，因为他知道，作为军械部 
的科学顾问，以“拓扑学”创立者闻名世界的数学权威，才是一言九鼎的人物。于是，全场到会者的目光，都盯在教授身上。 
　　韦伯伦终于放下手中的报告，闭上眼睛，仰靠在椅背上沉思起来。整个会场也跟着沉 
默了。突然，教授猛然站起身，“砰”地一声推开身后的椅子，对着上校大声说道： 
　　“西蒙，给戈德斯坦这笔经费！” 
　　说完这句话，他立即转身向大门走去，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会议室。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就这样戏剧性地拉开了帏幕。军方与莫尔学院最初签订的协议是提供14万美元的研制经费，但后来合同被修订了12次，经费一直追加到了48万，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000多万美元。 
　　莫尔学院组建的研制小组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跨学科攻关小组，在科技史上留下了敢冒风险、敢于取胜的美名。小组成员包括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30余名，还组织了近200名辅助人员参与攻关。项目总负责人勃雷纳德（J.Brainerd）是莫尔学院有声望的教授，他曾经讲：“这是一项不能确保一定会达到预期效果的开发方案，然而，现在正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他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满腔热情地支持年轻人的创造精神。戈德斯坦则在科研组织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干，他不仅为项目提供数学方面的帮助，还以军方联络员的身份，负责协调项目的进展。在计算机研制中发挥最主要作用的当属莫契利和埃克特，以及一位名叫勃克斯（A.Burks）的工程师。其中，莫契利是计算机的总设计师，主持机器的总体设计；埃克特是总工程师，负责解决复杂而困难的工程技术问题；勃克斯则作为逻辑学家，为计算机设计乘法器等大型逻辑元件。
    然而，为支援战争赶制的机器，紧赶慢赶，也没能赶上最后一班车。德国法西斯很快就被击溃。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才珊珊来迟，在一片欢呼声中正式启动运行。 
　　2月14日，姑娘小伙们钟爱的“情人节”。莫尔小组的绝大多数成员风华正茂情窦初开，选择这一天作为公开揭幕典礼的日期，或许是寓意深长的──电子计算机不正是他们的“大众情人”吗？“大众情人”的名字叫作“埃历阿克”（ENIAC），译成中文是“电子数字积分和计算机”，局外人听起来十分别扭，但在莫契利和埃克特耳里，“她”却像“维纳斯”和“夏娃”一样的撩拨人心。 
那天，天刚蒙蒙亮，他俩不约而同地来到埃历阿克身边，再一次满怀深情地打量着“如花似玉”的“情人”。在它的身体内，总共安装了17468只电子管，7200个二极管，70000多电阻器，10000多只电容器和6000只继电器，电路的焊接点多达50万之巨。在机器表面，则布满电表、电线和指示灯，简直就像姑娘身上挂满的各式翡翠珍珠宝石项链。这“情人”的体积实在也太大了，庞大的身躯挤进一排2.75米高的金属柜里，占地面积为170平方米左右，约为整整十间房那样的空间大小，总重量达到30吨，堪称为空前绝后的“巨型机”。 
　　尽管如此，庆典大会上埃历阿克不凡的表演确令来宾们大开眼界，同一时代的任何机械或电动计算机在它面前都相形见绌。 人们看到， 它输入数据和输出结果都采用穿孔卡片，每分钟可以输入125张卡片，输出100张卡片。它能在1秒钟内完成5000次加法，也可以在3/1000秒时间内做完两个10位数乘法，其运算速度超出马克1号至少在1000倍以上。一条炮弹的轨迹，20秒钟就能被它算完，比炮弹本身的飞行速度还要快。埃历阿克一天完成的计算工作量，大约相当于一个人用手摇计算机操作40年。 
　　埃历阿克标志着电子计算机的创世，人类社会从此大步迈进了电脑时代的门槛

10、千秋电脑父 

这是关于第一台电脑埃历阿克巧遇“电脑之父”的小故事。 
　　1944年仲夏的一个傍晚，戈德斯坦中尉来到阿贝丁车站，等候去费城的火车，突然看见前面不远处，有个熟悉的身影向他走过来。来者正是闻名世界的大数学家冯·诺依曼（J.Von Neumann）。 
　　戈德斯坦感到绝不能放过这次偶然的邂逅，他把早已埋藏在心中的几个数学难题，一古脑儿倒出来，向数学大师讨教。冯·诺依曼和蔼可亲，丝毫也不摆谱，耐心地为戈德斯坦排忧解难。听着听着，他不觉流露出吃惊的神色，敏锐地从数学问题里，感到眼前这位青年身边正发生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他开始反过来向戈德斯坦发问，直问得年轻人“好像又经历了一次博士论文答辩”。最后，戈德斯坦毫不隐瞒地告诉他莫尔学院的电子计算机项目和目前的研究进展。 
　　冯·诺依曼真的被震惊了，随即又感到极其兴奋。从1940年起，他就是阿贝丁试炮场的顾问，同样的计算问题也曾使数学大师焦虑万分。他急不可耐地向戈德斯坦表示，希望亲自到莫尔学院看一看那台尚未出世的机器。 
　　莫契利和埃克特高兴地等待着冯·诺依曼的来访，他们也迫切希望得到这位著名学者的指导，同时又有点儿怀疑。埃克特私下对莫契利说道：“你只要听听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能判断出冯·诺依曼是不是真正的天才”。 
　　骄阳似火的8月，冯·诺依曼风尘扑扑地赶到了莫尔学院的试验基地，马不停蹄约见小组成员。莫契利想起了埃克特的话，竖着耳朵聍听数学大师的第一个问题。当他听到冯·诺依曼开言吐语，首先问及的是机器的逻辑结构时，不由得对埃克特心照不宣地一笑，两人同时都被这位大科学家的睿智所折服！从此，冯·诺依曼成为莫尔电子计算机研制小组的实际顾问，与小组成员频繁地交换意见。年轻人机敏地提出各种设想，冯·诺依曼则运用他渊博的学识，把讨论引向深入，并逐步形成电子计算机的系统设计思想。 
　　人们后来把“电脑之父”的桂冠戴在冯·诺依曼头上，而不是第一台电脑的两位实际研制者，这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冯·诺依曼是美籍匈牙利人，1913年出生，“数学神童”的名声传扬在外──他6岁能心算8位数除法，8岁学会微积分，12岁读懂了函数论。通过刻苦学习，在17岁那年，他发表第一篇数学论文，不久便掌握了七种语言，又在最新数学分支──集合论、泛函分析等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22岁时，他获瑞士苏黎士联邦工业大学化学工程师文凭。一年之后，轻而易举摘取布达佩斯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转而攻向物理，为量子力学研究数学模型，又使他在理论物理学领域占据了突出的地位。风华正茂的冯·诺依曼，在科学殿堂里“横扫千军如卷席”，成为横跨“数、理、化”各门学科的超级全才。
    1928年，美国数学泰斗韦伯伦教授广罗天下之英才，“伯乐”慧眼识“良骥”，一封烫金的大红聘书，寄给了柏林大学26岁的讲师。冯·诺依曼预料到未来科学的发展中心即将西移，欣然前往美国任教。1933年，与爱因斯坦一起被聘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第一批终身教授。　　当然，往日的辉煌不足以说明冯·诺依曼在电子计算机上做出的贡献。埃历阿克虽然威力强大，但是它毕竟还很不完善，比如存在着耗电多、费用高的缺点。它的耗电量超过174千瓦，据说那些年，只要埃历阿克一开动，整个费城城市的所有灯光顿时黯然失色。那些个电子管发光又发热，平均每隔7分钟要损坏一只。虽然当初只花了军械部40万元的研制费用，可谁能料到，维护它的费用后来竟超过200万之巨！埃历阿克最致命的缺点是程序与计算两分离。指挥埃历阿克2万只电子管工作的程序指令，被存放在机器的外部电路里。需要计算某个题目前，埃克特必须分派几十员精兵强将，把数百条线路用手接通，像一群电话接线员那样手忙脚乱地忙活好几天，才能进行几分钟运算。 
　　现在的人不应该因此而求全责难莫契利和埃克特，因为电子计算机的设计毕竟是前无古人的。然而，正是这前无古人，方才显得出英雄本色。这时，冯·诺依曼用高超的理论和技术方法，一举攻克了巨大的难关。 
　　在埃历阿克尚未投入运行前，冯·诺依曼就已开始着手起草一份新的设计报告，要对这台电子计算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把新机器的方案命名为“离散变量自动电子计算机”，英文缩写译音是“埃德瓦克”（EDVAC）。1945年6月，冯·诺依曼与戈德斯坦、勃克斯等人，为埃德瓦克方案联名发表了一篇长达101页纸洋洋万言的报告，即计算机史上著名的“101页报告”。这份报告奠定了现代电脑体系结构坚实的根基，直到今天，仍然被认为是现代电脑科学发展里程碑式的文献。报告明确规定出计算机的五大部件，并用二进制替代十进制运算，大大方便了机器的电路设计。埃德瓦克方案的革命意义在于“存储程序”──程序也被当作数据存进了机器内部，以便电脑能自动依次执行指令，再也不必去接通什么线路。 
　　人们后来把根据这一方案思想设计的机器统称为“诺依曼机”。自冯·诺依曼设计的埃德瓦克始，直到今天我们用“奔腾”芯片制作的多媒体计算机为止，电脑一代又一代的“传人”，大大小小千千万万台计算机，都没能够跳出诺依曼机的掌心。在这个意义上，冯·诺依曼是当之无愧的“电脑之父”。当然，随着人工智能和神经网络计算机的发展，诺依曼机一统天下的格局已经被打破，但冯·诺依曼对于发展电脑作出的巨大功绩，永远也不会因此而泯灭其光辉！

11、电脑群英谱 

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计算机发展史里最重大的收获季节。群英荟萃，逐鹿中原，鹿究竟死于谁手，并不是没有争议的。除了马克1号与埃历阿克，还有一大批科学家为计算机的诞生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他们的英名也决不会被埋没。 
　　据说，最早用继电器制造计算机的人，并不是哈佛大学的艾肯。 
　　其一说的是1936年，20多岁的德国工程师楚泽（K.Zuse），曾在柏林他父母公寓的起居室里，搞出了一架名叫Z1的机械计算机。 
　　楚泽当时还是一名学土木工程的大学生，毕业后在柏林一家飞机公司从事统计工作。出于“想偷懒”才自己制作计算机。他既无经费资助，又无资料借鉴。处于笼罩着战争阴云下的德国，楚泽根本无缘得知英美科学家正在进行的工作。由于Z1速度慢，楚泽决定用继电器改造他的机器，终于在1941年，在他的好友协助下，制作成功了一台通用计算机Z3，但并没有引起德国当局的重视。然而，Z3命运好不凄惨，1944年，盟军的一次空袭把它炸得粉身碎骨，仅残存下另一台类似的机器Z4，扔在巴伐利亚乡村农舍的地窖里无人问津。 
　　人们只是在战后才得知，楚泽的继电器计算机要比马克1号提前3年来到人世，而且也是一种二进制方式的运算机器。楚泽不幸生在战争时期的德国，他的发明始终得不承认。希特勒战败后，楚泽辗转流落到瑞士的乡下，继而转向研究“计算机演算”理论。直到1962年，他才与美国科学家艾肯并列被肯定为计算机发明人，得到了8个荣誉博士头衔以及德国大十字勋章，并且活到85岁高龄，1995年12月才辞世。 
　　其二所讲的年代更早。那还是在1925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什（V.Bush）博士和他领导的小组，制造出一种模拟式的计算机。 
　　所谓“模拟”，指的是布什的计算机是用齿轮转动的角度来模拟计算结果。比如，最后那只轮子转动了30度角，那就意味着计算的值等于30，似乎与莱布尼茨的原始机器有些相似。如果不是这台机器上装有电动机，恐怕只能算是机械计算机。 
　　布什博士当然不满足。继电器出现了，他立即想到用这些嗡嗡作响的东西改造他的机器；电子管面世了，他又想到必须给这台机器装上更先进的电子元件。就这样，到了1942年，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二台模拟计算机设计制造完毕并很快投入运行。布什研制计算机的本意是帮助求解微分方程式，机器果然很听话，半个小时就解出了人工需一个星期才能算得的微分方程。这台机器也是个“大家伙”，自重达100吨，内部既有2000来个电子管，又安装了数千只继电器，密密麻麻的电线，若一根一根首尾相连起来，将要超过200英里。 
　　与埃历阿克的遭遇类似，模拟计算机当即被军方征用计算炮击表，列为战时的机密。军方发言人为了迷惑敌人，多次散布言论，在各种公开场合宣称“麻省的工程师根本不可能真正制造出这种机器”。以上这些资料，同样是战后才公开披露。 
　　更有人说道，最早使用电子管制造计算机者还大有人在。 
　　说的是1973年10月19日，美国一家地方法院经过135次开庭审理，当众宣布一项判决书：“莫契利和埃克特没有发明第一台计算机，只是利用了阿坦那索夫发明中的构思。”理由是阿坦那索夫早在1941年，就把他对电子计算机的初步设想告诉过莫契利博士。 
　　阿坦那索夫（J.V.Atanasoft）在二战期间是衣阿华州立大学的数学物理教授，保加利亚裔的美国博士。1939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阿坦那索夫教授心情沮丧，设想中的计算机出现了难题，始终无法找到解决办法，他只好驱车驶上高速公路，以便散心解个闷。他开着汽车一连跑了几百英里，把车停靠伊里诺伊州路旁小店前，独酌独饮起来。 
　　两杯酒下肚，灵感自天而降，他的脑海里突然闪现出一星火花，引燃了一连串智慧的 
思绪。“梦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逻辑电路、二进制码、记忆元件……，计算机的 
结构在饭桌旁一一构思成熟。 他象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浮力定律那般冲出饭馆， 大声喊 
着：“我发现了！”便匆匆发动汽车，掉头返程。 
　　阿坦那索夫“发现”的电子计算机，可以解出有30个未知数的方程，可他只申请到600美元的经费，仅能够造一个部件。直到1942年，他才在其研究生贝瑞（C.Berry）的协助下，装配了著名的ABC计算机，ABC是“阿坦那索夫—贝瑞—计算机”三单词的英文字头，这台机器用了300多个电子管，元件满满装了几大柜子。 
　　衣阿华大学没有为ABC计算机申请专利，所以到了70年代，制造商仍在为争夺发明权而打官司。美国地方法院判决的这一公案也不无道理，因为埃历阿克的发明者莫契利确实到衣阿华大学参观过ABC电子计算机，从阿坦那索夫天才的思想里受益匪浅。 
　　最有趣最精彩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很多人传说英国于1943年曾秘密制造出一台专用电子计算机，这台机器在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建立过殊荣，有的史学家甚至认为，它至少使二次大战缩短了三年！这个传闻涉及到英国最高级别的军事机密。

12、“巨人”的秘密

在描写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事的文章里，往往可以看到“超级机密”的词语，有关它的话题常常是躲躲闪闪，隐约其词，甚至自相矛盾。 
　　例如，有人讲，英国当时拥有一种名叫“巨象”的秘密武器，专门用来对付德军的一种“谜”。还有人说，这头“巨象”的真名叫“巨人”，德军的“谜”名曰“爱尼格玛”，是一种军用密码机。连严肃的史学家们也得不到多少真实的资料，英国学者温德博瑟写了本《超级机密》，法国专家贝特兰德出版的专著名曰《爱尼格玛──1939年到1945年这场战争里最大的谜》，当美国军事史学家多伊奇觉得这些书尚不足以披露真情时，曾于1970年只身闯进英国外交部，也只拿到了一纸空文，明明白白地写着：“文件到了2015年才能解密”。 
　　人们猜测，“巨人”或许就是一台最早的电子计算机。然而，它是英国的超级机密，英国情报部门甚至规定，在机密使命结束后30年内，任何人不得走露丝毫消息，否则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论处。于是，史学家们只得写下许多可能涉及到“巨人”的战争故事，这里不妨选取其中的一例。 
　　1940年，当德军铁流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英国远征军敦刻尔克大撤退后，希特勒下令着手实施入侵英伦三岛的“海狮”行动，要求德国空军首先全歼英国皇家空军。在德国空军司令戈林看来，英军的飞机只剩下不到700架，而他仅轰炸机就有1200架，加上攻击机强击机，德军飞机数量至少三倍于英军，而且飞行员大多是训练有素的“秃鹰军团”成员，英国佬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鹰日”战斗打响了。德国轰炸机乱轰轰升空，气势汹汹扑向英吉利海峡，攻击机偷偷跟进，准备袭击英军飞机。然而，狡猾的英国佬似乎总是事先就知道德军的行动，躲在半道上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德军损失惨重。9月15日，总攻打响，戈林让前线的飞机倾巢而出袭击伦敦，1100架“蝗虫”遮天蔽日，还未飞出海峡，又遇英军截击，残酷的空战进行了整整一天，戈林的“秃鹰”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两天后，希特勒只得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行动”，处于劣势的英国军队一举扭转了败局。在这次“海狮行动”中，对战局了如指掌的，不是戈林而是英国空军司令道丁。道丁上将手里真的拽着一张“王牌”，那就是布雷契莱庄园的“超级机密”。 
　　距伦敦西北约70公里，有处幽静的庄园名号“布雷契莱”，一幢维多利亚式的建筑古色古香，深藏在茂密的树丛中，鸟语花香，人迹罕至。战争打破了庄园的沉寂，不知从哪天开始，这里悄悄聚集起越来越多的人，最多时竟达到万人的规模，庄园里渐渐布满了仓促修建的窝棚，又被人精心伪装成一所简易的战地医院。 
　　布雷契莱庄园的秘密名称叫“政府密码学校”，它的真实身份则是战时英国的情报破译中心。1万2千名志愿者，在这里夜以继日地工作，截获、整理、破译德国的军事情报，当然主要是从空中监听到的无线电通讯密码，并把破译的情报直接报送给英国最高指挥当局，甚至直接到达丘吉尔首相本人手里。 
　　这一大批志愿人员来自英伦三岛，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其中不乏著名的科学家，例如英国数学家纽曼（M.Newman）教授等人；此外，还有语言学家、电器工程师、无线电行家等等，可谓人才济济。但是，更多的人则显得稀奇古怪──有博物馆长，有餐馆跑堂，有银行职员，甚至还有国际象棋冠军和猜字谜的江湖艺人。在这儿，随时都能碰到身着各色军服的军人，也经常能撞到着装不伦不类的“老百姓”。幸运的是，在布雷契莱的名册里，阿兰·图林（A.Turing）的大名也列在其中，人们都称他“教授”，并不一定知道他的真名。 
　　纽曼、图林和布雷契莱的破译高手们，最感到头痛的东西，首推德军的那个爱尼格玛。“爱尼格玛”原文“Enigma”，是希腊文名词，译成中文就是“谜”，它是德军各军兵种正在使用的通信密码机。爱尼格玛原型是荷兰人科赫发明的“秘密写作机”，柏林的一位工程师买到专利后，把它改造成专用密码机。 
　　爱尼格玛的结构坚固，便于携带，外表就像一台老式打字机。但是，操纵者按下某个字母，比如A，它打出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字母X。它的内部装有若干只转轮，只须调节一下转轮的起点，瞬刻间输出就发生改变，比如按下A可能打出是B，或者是C，或者是D。破密的关键是找出转轮组合的规律，用术语说叫破译“密钥”。然而，据德军情报官讲，26个字母在爱尼格玛中能被替代成８万亿个密文字母，如果改动接线，它的变化将超过2.5千万亿亿！由于它的全身上下都充满着“谜”，德军不惜血本，为部队配备了10万多部爱尼格玛机，并宣称“谁也不可能把它破解”。

13、二战建奇勋 

布雷契莱庄园当然不信德寇的邪说，他们把大约200名精干人员集中在“3号棚”，四班轮换，24小时值守，专门对付德国的“斯芬克司之谜”。图林则带着副手、象棋冠军亚历山大，领导着“8号棚”，进行复杂的密码分析。与戈德斯坦在阿贝丁试炮场的情况相似，在图林的麾下，除了数学家和语言学家之外，也有100多名姑娘在从事机械方式的运算，她们被图林善意地封为“计算奴隶”。从这些棚屋里报送的情报，属于特殊的保密等级，也就是人们后来所指的“超级机密”。 
　　可是，“超级”小组的人当时还没有搞到“钻透”爱尼格玛的“金钢钻”。1939年7月，他们遇到了意外的惊喜。那是在德军即将占领波兰的前夜，英国秘密情报部门的军情6处处长孟希斯上校突然召见图林等人，令他们立即随同赶赴波兰参加绝密会议。当孟希斯一行三人到达华沙市内的一间地下掩体后，迎接他们的波兰密码破译局长急匆匆揭开桌上的盖布。图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面前放着一架真正的爱尼格玛密码机。 
　　波兰同行介绍说，这架爱尼格玛是波兰的仿制品。在此之前，专家已经破解了部分“谜”，并且研制出一种叫“炸弹”的机器寻找电文密钥。然而，要对付德军在爱尼格玛上进行的最新改进，至少需要60台“炸弹”同时工作10小时，才能“炸”开一份情报。面对德寇即将入侵的严重局势，波兰想继续开展这种复杂的破译显然力不从心。“英国是欧洲唯一能够抵抗法西斯的国家，”波兰局长深情地说，“我们把波兰的秘密研究转交给你们，它寄托着我们战胜爱尼格玛的最后希望！” 
　　有了波兰盟友的研究成果，回到布雷契莱的阿兰·图林，向着法西斯德国的“谜”发起最后的冲刺。图林首先用他天才的设想，使“炸弹”的威力增强了好几倍。然后，他和其他人一起，开始设计的一种马克１号很有相似之处的破译机。这台机器，主要用继电器构成，据说也用了80个电子管，由光电阅读器直接读入密码。图林和他的战友戏称它是“罗宾逊”──英国人都知道，海斯·罗宾逊是杰出的漫画家，以专门画一些稀奇古怪的机器闻名。 
　　1939年底，“罗宾逊”交由英国制表机公司制造完成，它长宽均为8英尺左右，运行起来也咔嚓咔嚓地撞击。它能以每秒2000字符的速度阅读穿孔纸带上的信息。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图林究竟如何指挥他的机器工作，只大致猜想到“罗宾逊”能够自动模拟爱尼格玛的电路，从而找出破译的密钥。 
　　在“海狮行动”中，德国空军遭到沉重的打击事出有因。有了“超级”的密报，德国飞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炸弹”和“罗宾逊”的利眼，它们还未飞离机场，英国空军已为它们安排好了葬身之地。可惜“罗宾逊”好景不长，德军似乎很快有了警觉。与布雷契莱相应的德国密码破译机构XB在1942年搞出了另一套更先进的“保密电传打字机”，“罗宾逊”立刻变成了“聋子的耳朵”。 
　　面对强敌挑战，布雷契莱庄园同仇敌忾，把目光准确地投向研制先进的电子管计算机。由于图林在1942年被派往美国工作，纽曼和邮电部研究局工程师弗劳尔斯（H.Flowers）等人勇敢地承担了设计和制造工作。1943年10月，布雷契莱庄园造出第一部样机，用1500个电子管取代继电器，阅读速度当即提高到每秒5000字符。自然，电子管装置个头肯定不会小，它的体积也占满三大衣柜，与埃历阿克相映成趣。由于它产生的热量很大，因此有人建议操作员不要戴帽子，以免热得汗流满面。英国人把这台电脑称作“克劳塞斯”（Colossus），译成中文就是“巨人”。据说，“巨人”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又造成了一台，以后的战争中还启用过多部。 
　　“巨人”登台亮相，德军丢盔弃甲。从1943年11月到1945年3月，布雷契莱向英国和盟军各级指挥部发出了4万8千份“超级机密”电报，平均每小时就有四、五份，而他们每小时破译的德国情报则超过了11份。在“巨人”的电报声里，德国潜艇的“海狼”行动被盟军彻底粉碎，600余舰只永远躺在海底，2万余众官兵葬身鱼腹。 
　　“巨人”最杰出的表现是在“霸王行动”中。盟军巧布迷魂阵，诱骗希特勒相信：盟军登陆地点将选择在加莱海峡，并非是诺曼底。“巨人”破译的情报表明，希特勒的精锐部队此时正守在加莱，严防子虚乌有的“巴顿第1集团军群”进犯。“巨人”还利用德军的密码，源源不断地向希特勒传去各种假情报。最后，当盟军的几大集团军胜利会师时，司令官们拿着“巨人”分别拍给他们的电报，伸出拇指夸奖道：“我们靠的就是它！” 
　　史学家们在回顾二战史时讲，这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成功的欺骗行动。当希特勒固守海岸的最后一线希望被彻底粉碎时，说“巨人”参战改写战争进程并不过份。 

14、璀灿双子星 

人们根据冯·诺依曼创造的惊世伟业，交口赞誉他是“计算机之父”。可是他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据担任过他助手的物理学家弗兰克尔介绍说，冯·诺依曼曾多次向别人坚决强调：如果不考虑巴贝奇、阿达和其他人早先提出的有关思想，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只能属于阿兰·图林！ 
　　正是冯·诺依曼本人，亲手把“电脑之父”的桂冠转戴在图林头上。这不仅表明冯·诺依曼具有谦虚的美德，而且许多史学家也都认真地讲：“图林才是计算机之父”。直到现在，计算机界仍有个一年一度“图林奖”，颁发给最优秀的电脑科学家，它就像“诺贝尔奖金”那样，是电脑领域的最高荣誉。阿兰·图林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值得电脑之父冯·诺依曼如此推崇呢？ 
　　阿兰·图林，1912年6月23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虽然他的祖父曾获得剑桥大学数学荣誉学位，可他父亲对数学望而生畏，甚至认为要算出一个负数与负数相乘的结果，就已经超过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因此，阿兰的家庭教育，并不能对他以后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有多少帮助。 
　　孩提时代的小阿兰性格活泼好动。他母亲回忆说，3岁那年，阿兰进行了他在实验方面的首次尝试──把一个玩具木头人的小胳膊小腿掰下来载到花园里，想让它们长成更多的木头人。8岁时，阿兰开始尝试着写一部科学著作，题名《关于一种显微镜》。这绝非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这个天才的小孩虽然连单词都拼错了许多，但毕竟写得还像那么回事。在书的开头和结尾，阿兰都用同一句话“首先你必须知道光是直的”前后呼应，但中间的内容很短很短，可谓短得破了科学著作的纪录。 
　　阿兰很早就表现出科学的探究精神，他曾对母亲讲：“我似乎总想从最普通的东西中弄出些名堂。”就连与小伙伴打足球，他也只喜欢在场外当巡边员，因为这样能够有机会计算球飞出边界的角度。他的老师认为：“阿兰的头脑可以像袋鼠般地跳跃。” 
　　能“跳跃”思维的图林，1931年考入了剑桥皇家学院。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不到一年功夫，就发表了几篇很有份量的数学论文，被选为皇家学院的研究员，年仅22岁。为此，图林的母校宣布放假半天以示庆贺，连当代数学泰斗罗素也来函邀请他讲学。 
　　1936年，伦敦权威的数学杂志又收到图林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后来永远载入了计算机的发展史册，照耀着现代电脑的前进方向。外行人看来，这篇论文──《论可计算数及其在判定问题中的应用》──似乎与电脑没有什么联系，然而，它确是阐明现代电脑原理的开山之作，因此，有人把论文的名称改称为《理想计算机》。这篇论文里论述了一种“图林机”，与巴贝奇的作法截然相反，图林的计算机完全是纸上谈兵。“图林机”的特点是只要为它编好程序，它就可以承担其他机器能作的任何工作。当世界上还没人提出通用计算机的概念前，图林已经在理论上证明了它存在的可能性。 
　　战争爆发使图林暂时放下理论研究工作，在布雷契莱庄园承担“超级机密”研究。1945年，“教授”带着大英帝国授予的荣誉勋章，被录用为泰丁顿国家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由于有了布雷契莱的实践，阿兰·图林提交了一份“自动计算机”的设计方案，领导一批优秀的电子工程师，着手制造一种名叫ACE的新型电脑。1950年ACE电脑的样机公开表演，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快最强有力的电子计算机之一。它大约用了800个电子管，成本约为4万英镑。图林在介绍ACE的存储装置时说：“它可以十分容易把一本小说中的10页内容记住。”显然，ACE比埃历阿克的存储器更先进。 
　　1950年，图林来到曼彻斯特大学任教，并被指定为该大学自动计算机项目的负责人。就在这一年的10月，他的另一篇划时代论文《机器能思考吗》发表。这篇文章引来的惊雷，今天还在震撼着电脑的世纪，它使作者荣膺又一顶“父亲”的桂冠──“人工智能之父”。 
　　1954年，阿兰就要跨进他人生的第42个年头，风华正茂，年富力强，正处于生命最辉煌的创造巅峰期。6月8日清晨，阿兰的女管家走进他的卧室，台灯还亮着，床头柜上有个苹果，只吃了一小半。阿兰安祥地沉睡在床上，他永远地睡着了，再也没有醒来…… 
　　听了对图林生平伟业的介绍后，一定会由衷地感到，“电脑父”冯·诺依曼认为比他更年轻的阿兰才是“电脑父”，显然是有充分理由的。好事者们纷纷传说，二战即将结束时，阿兰在美国曾亲自拜访过冯·诺依曼。两位“电脑的父亲”为共同“孩子”的成长和未来，数日彻夜长谈。阿兰讲的是“图林机”如何工作，而冯·诺依曼则谈到“诺依曼机”的构造原理，两颗“天皇巨星”在轨道上相遇，把黑暗的宇宙星空照耀得分外光明。这听起来不像是虚构的故事，遗憾的是，当时的知情者中没有人出来证明这个传闻的真实性。

15、成功的预言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究竟是埃历阿克、ABC还是巨人？荣誉究竟属于莫契利—埃克特、阿坦那索夫还是弗劳尔斯—纽曼？60年代初，有记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埃历阿克的发明者埃克特博士。 
　　那一天，埃克特博士笑容可鞠地迎候在办公室门口，与来访的《数据自动化》杂志记者亲切握手。他看上去已过不惑之年，头上几乎完全谢顶，但仍显得那么风度翩翩。他不像老搭裆莫契利那样不修边幅，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服饰分外考究。 
　　听了记者的关于计算机的提问，埃克特博士略加思考，　随即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 
“侃”起来。“您的问题很有趣，”埃克特笑眯眯地说，“如果不发生二次大战，如果没有军械部的资助，电子计算机究竟会不会被发明出来呢？”他从抽屉里取出一沓资料，指着其中的一页接着说：“你看，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埃历阿克使用的部件，包括电子管等等，没有一件不是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就发明出来，它本应该更早些被人造出。” 
　　记者插话道：“能否请您讲得更明确些？”“完全是需要，”埃克特加重语气，“需 
要真是个奇怪的东西。我想，如果当年我们没有先一步造出埃历阿克，战争和科学的需要， 
也必定促使别人把它造出来！” 
　　埃克特博士翻出一张旧照片，那是他与莫契利在另一台计算机前的合影。沿着这个话 
题，他对记者讲了又一则电子计算机的趣事。 
　　那还是1948年，莫契利和埃克特告别了莫尔学院的讲台，在费城一个临街的店堂里自立门户，创办了“莫契利—埃克特”公司，经营不足两年，他们的主要资助者在空难里丧生。两位发明家用光了钱，不得不任“莫—埃”公司被雷明顿·兰德公司收买，但他俩仍然密切合作，为兰德公司研制更新式的计算机。 
　　1952年下半年，美国朝野上下都在为翌年大选紧张地忙碌。连任两届的杜鲁门将军不再参选，共和党推举出的总统候选人是62岁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将军戎马倥偬，在二战里曾指挥过盟军诺曼底登陆，立下赫赫战功，但解甲归田后能否担当总统重任，谁也拿不定把握。当时，新闻传媒普遍看好民主党的竞选人──演说家阿德莱·史蒂文森，舆论似乎很有点一边倒的意味。 
　　这时，不知从那里冒出一位陌生的“权威发言人”，他一口咬定，下届美国总统非“艾克将军”莫属，而且所获的选票将与史氏相差悬殊。“陌生人”的名字叫作“尤里瓦克”（UNIVAC），他的预测有凭有据，据说是用复杂的数学公式推导演算而出，非一般人的想象和估计可及也。有人刨根问底地打探，才得知这“尤里瓦克先生”的确非人，它是兰德公司制造的一架机器，与著名的埃历阿克计算机出自于相同发明人之手。 
　　各种民意测验的结果公布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证据似乎都显示出艾、史双方势均力敌，人们都认为尤里瓦克不过是新闻界哗众取宠的把戏，因为它预测的依据不过是百分之五的选票，根本不足为据。哥伦比亚广播电台断然拒绝报导预测结果，兰德公司的头头们慌了手脚，命令工程师删改尤里瓦克中的数据，以便与电视网空谈家们保持一致。 
　　谁知尤里瓦克“金口电言”，一语中的。第二年大选揭晓，艾森豪威尔大获全胜，得票数超过对手五六倍。尤其奇妙的是，尤里瓦克预测艾克能获得438票，而他实际得票为442票，仅有不到百分之一的误差。 
　　哥伦比亚广播电台顿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在晚间新闻里把尤里瓦克“捧”上了天，著名节目主持人克朗凯特声称它是“无与伦比的电子大脑”。只有兰德公司那位可怜的工程师羞羞答答地走进播音室，向听众承认他对电脑搞了些“小动作”，他本想让尤里瓦克随波逐流，结果反而弄巧成拙。预测的成功把尤里阿克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万众嘱目的地位，雷明顿·兰德公司亦成了美国早期计算机制造行业最有实力的公司之一。 
　　莫契利和埃克特再次联袂造就的尤里瓦克，全称是UNIVAC通用自动计算机，1951年6月14日正式移交给了美国人口统计局使用。这台机器使用了5000个电子管，是第一代电子管计算机趋于成熟的标志，总共服役了7万多个小时才功德圆满地引退。 
　　于是，6月14日，这一极其普通的日子被隆重地载入了电脑的史册，国际舆论通常认为：这一天，标志着人类社会从此进入了计算机时代！这是因为自尤里瓦克始，电脑才最终走出科学家的实验室，直接为千百万人民大众的事业服务；人类才能自豪地宣称，他们已经拥了有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神奇宝物！

16、父子兵上阵 

国外一位资深电脑专栏作家写到：“谈电脑，不能不谈IBM。”更有人断言：“电脑的历史，就是IBM的历史。”这些议论，虽然有失偏颇，但也不无几分道理。IBM的历史的确包含着电脑史的大半部。然而，本世纪50年代初，IBM几乎被赶下电脑业的盟主宝座。 
　　当时电脑业界风云变换，第一代“克”字号电脑雨后春笋般出土。除了埃历阿克和尤里瓦克，还有比纳克、西雅克、强尼雅克……，至少有6台带“电子”头衔的的机器令IBM董事长沃森如坐针毡。业务经理火上添油报告说：莫契利只凭一纸书面介绍，就从IBM手里夺走了国情普查局、统计局等几家最大的用户。 
　　在支持艾肯完成马克1号后，沃森也曾让IBM研制过一种所谓“最好、最新、最大的超级计算机”，同样花了100万美元。这台机器属于传统与创新的“大杂烩”，万余支电子管和2万多个继电器极不协调地组装在一起，全长足有120英尺。虽然设计者叫它“程序选择式计算机”，内行们却暗地称它是“巨大的科技恐龙”，它的速度远远不能与全电子管组成的埃历阿克和尤里瓦克匹敌。 
　　沃森老了，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变革对他来说力不从心。他手下那些高级工程师们也老了，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一人懂得电子计算机为何物，为了使“科技恐龙”梦想成真，总设计师只好跑到大学里求助，雇来几个刚毕业的小青年越俎代庖，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安装电子管这种新奇玩意。 
　　那一日，老沃森正在对他的工程师发怒，一位青年人悄悄地走进来，他要向老沃森面陈背水一战的韬略。这青年与沃森带一样礼帽，穿一式西装，眼角眉梢一副模子铸成，名字居然也叫托马斯·沃森（T.Watson）。此人正是老沃森的大儿子、公司执行副总裁，人们称他小沃森。 
　　知子莫如父，老沃森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实在有些悬心吊胆。小沃森自己也承认，他过去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四处惹祸，读中学先后换了3个学校，仍然有好几门课不及格，大学时又染上酗酒恶习……总而言之，老沃森的记忆中，总有抹不掉的阴影。 
　　小沃森看到父亲怒气稍退，轻声道出他的设想：“IBM应该采取断然行动了。我曾到宾州仔细地看过埃历阿克，我们要搞出类似的机器，当务之急是招兵买马，从全国招聘大量懂得电子技术的青年工程师。”老沃森问道：“你所说的是几十人吗？我呆在这里就能办到。”“不，至少要几千人，IBM的工程师必须大换血，用金属板敲成机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老沃森点点头，他默默地想：也许这小子讲得有道理，让他试试看吧。 
　　小沃森受命于“危难”之中。他父亲或许不知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昔日的纨绔子，早已在战争熔炉里重铸了灵魂。小沃森在二战的5年中，曾驾驶着轰炸机冒着枪林弹雨飞行长达2500小时，官至空军中校军衔。战争，使他学会了奋不顾身和勇往直前，也使他学会了运筹帏幄，学会了如何组织和团结部属。 
　　1950年5月，IBM开始跨越传统。小沃森首先提拔公司仅有的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麦克道尔担任研究主管，后者在短短数年之中，为IBM网罗到近4千余名朝气蓬勃的青年工程师和技师。青年人提出了一项大胆的计划：IBM应该制造一种具有全用途的科学计算机，仅设计和制造样机需要300万美元，整个计划费用将是这个数目的三四倍！ 
　　这台计划中的机器就是IBM701的大型电脑。显然，IBM面临的变革是带根本性的，他们将放弃穿孔卡，代以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东西──真空管逻辑电路、磁芯存储器和磁带机。在小沃森眼里，IBM701就像是他心爱的B-24轰炸机，他必须带着他的新“机组”，冲出眼前的“狭谷”，奋力翱翔在蓝天。 
　　1953年悄然而至，第一台IBM701运抵纽约，安装在总部大楼的底层。4月7日，IBM公司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老沃森使出浑身解数，请到150名顶尖的美国商界领袖和科学泰斗，公司总部大楼挤得水泄不通。在隆重的揭幕仪式上，人们看到了“电脑之父”冯·诺依曼、“晶体管之父”肖克利和“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走上了讲台，在贺词中，他把IBM701的研制成功称作是“对人类极端智慧的贡献”。 
　　IBM701一炮打响，小沃森带着原班人马“杀”向更广阔的市场。当年8月，他宣布研制适用于会计作业的IBM702，50台订单纷至沓来。第二年，IBM650中型电脑接踵而至，以优越的性能和便宜的价格，再次赢得了用户的青睐。这型机器，后来的销售量竟达到千台，卷起一阵阵“IBM旋风”。1956年美国大选，历史惊人地重演：艾森豪威尔连选连任，史蒂文森再次败北。可是，美国各州的选民，在电视上只看到IBM电脑报数计分，再也不见尤里瓦克的踪影。 
　　至此，电脑业第一轮激烈的争夺战，已让IBM“父子兵”扭转乾坤。有人恢谐地讲：“电脑产业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大撤退的历史。”一些早期涉足计算机的大小公司，被迫卷起铺盖打退堂鼓。大浪淘沙后，除了IBM外，美国本土只留下以雷明顿·兰德公司为首的7家小公司，实难与IBM抗衡。新闻传媒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戏称美国电脑业是“IBM和七个小矮人”的童话故事。

17、圣诞献厚礼 

1936年，在号称“工程师的摇篮”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位不速客悄悄推开了学生宿舍的房门。客人说他来自贝尔实验室，大名叫做凯利。即将毕业的博士生肖克利（W.Shockley）吃了一惊，他久闻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大名。 
　　“小伙子，愿意来贝尔实验室工作吗？”凯利快人快语，毫不掩饰自己来“挖人”的意图。肖克利怦然心动，在电子学方面，贝尔实验室开展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础研究，发明专利的注册达近万项之多。肖克利太愿意到贝尔实验室工作了。毕业之后，他毫不迟疑地打点行装，来到了新泽西州。 
　　贝尔实验室早就有另一位青年人，似乎在等着肖克利的到来，他的名字叫布拉顿（W.Brattain）。布拉顿先后取得过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从1929年起就加盟贝尔实验室。两位青年志趣相投，一见如故。肖克利专攻理论物理，布拉顿则擅长实验物理，知识结构相得益彰，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工作之余，他们也常聚在一起“侃大山”。从贝尔电话上的继电器，到弗莱明、德福雷斯特发明的真空管，凡是涉及到当时电子学中的热门话题无话不谈。直到有一天，肖克利讲到一种“矿石”时，思想碰撞的火花终于引燃了“链式反应”。 
　　肖克利激动地对布拉顿说，“有一类晶体矿石被人们称为半导体，比如锗和硅等等，它们的导电性并不太好，但有一些很奇妙的特性，说不定哪天它们会影响到未来电子学的发展方向。”布拉顿心领神会，连连点头。 
　　如果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肖克利和布拉顿或许更早就“挖掘”到什么“珍宝”，然而，战争毕竟来临了，肖克利和布莱顿先后被派往美国海军部从事军事方面的研究，刚刚开始的半导体研究课题遗憾地被战火中断。 
　　1945年，战火硝烟刚刚消散，肖克利一路风尘赶回贝尔，并带来了另一位青年科学家巴丁（J.Bardeen）。肖克利向布拉顿介绍说，巴丁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物理博士，擅长固体物理学。巴丁的到来，对肖、布的后续研究如虎添翼，他渊博的学识和固体物理学专长，恰好弥补了肖克利和布拉顿知识结构的不足。 
　　贝尔实验室迅速批准固体物理学项目上马，凯利作为决策者在任务书上签了名。由肖克利领头，布拉顿、巴丁等人组成的半导体小组，把目光盯住了那些特殊的“矿石”。肖克利首先提出了“场效应”半导体管实验方案，然而首战失利，他们并没有发现预期的那种放大作用。 
　　1947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一个细雨朦朦的星期二午后，布拉顿和巴丁不约而同走进实验室。在此之前，在巴丁固体表面态理论的指导下，他俩几乎接近了成功的边缘。实验表明，只要将两根金属丝的接触点尽可能地靠近，就可能引起半导体放大电流的效果。但是，如何才能在晶体表面形成这种小于0.4毫米的触点呢？布拉顿精湛的实验技艺开始大显神威。他平稳地用刀片在三角形金箔上划了一道细痕，恰到好处地将顶角一分为二，分别接上导线，随即准确地压进锗晶体表面的选定部位。 
　　电流表的指示清晰地显示出，他们得到了一个有放大作用的新电子器件！布拉顿和巴丁兴奋地大喊大叫起来，闻声而至的肖克利也为眼前的奇迹感到格外振奋。布拉顿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电压增益100，功率增益40……，实验演示日期1947年12月23日下午。”作为见证者，肖克利在这本笔记上郑重地签了名。 
　　布拉顿和巴丁终于在圣诞节的前夜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半导体放大器件，为人类电子事业的发展献上了一份丰厚的礼物。他们决定把这种器件命名为“晶体管”。1948年，美国专利局批准了贝尔实验室关于晶体管的发明专利。然而，专利书上的发明人只列着布拉顿和巴丁。肖克利看后，一笑置之，他毫不气馁。在同伴成功的激励下，肖克利快刀斩乱麻，一举攻克晶体管中的另一座“堡垒”：他发明了一种“结型晶体管”，离布拉顿和巴丁发明“点接触型晶体管”的时间仅隔一年。人们后来知道，结型晶体管才是现代晶体管的始祖，它不仅预示着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方向，而且是肖克利坚韧不拔的精神体现，以致有人恢谐地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肖克利坚持管”。 
　　1948年7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用了8个句子的篇幅，简短地公开了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的消息。它就像8颗重磅炸弹，在全世界电子行业“引爆”出强烈的冲击波，电子计算机终于大步跨进了第二代的门槛。1954年，贝尔实验室乘热打铁，使用800支晶体管组装成功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TRADIC。 
　　1956年，肖克利、布拉顿和巴丁共同登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18、单骑斗巨人

1956年，其貌不扬的晶体管先声夺人，大摇大摆闯进电子管的“幸福家园”，电脑业界风云突变。IBM公司小沃森高瞻远瞩，策划着IBM电脑换代的重大举措，他宣布说：“从10月1日起，我们将不再设计使用电子管的机器，所有的计算机都要实现晶体管化。” 
　　三年后， IBM公司在它的电脑产品700系列后加上了一个0，全面推出晶体管化的7000 
系列电脑。 以晶体管为主要器件的IBM7090型电脑，换下了诞生不过一年的IBM709电子管 
计算机，从1960年到1964年一直统治着科学计算的领域，并作为第二代电子计算机的典型 
代表，被永远载入电脑的史册里。 
　　这是IBM的黄金季节， 它稳稳当当独占鳌头，独领风骚。它登上了美国《幸福》杂志 
500家企业排行榜的榜首，霸占着美国电脑三分之二以上的市场。它的企业标志和商品标志──IBM，三个英文大写字母，每个字都由八根蓝条拼成；它的销售人员，一律着深蓝色的西装，内衬雪白的衬衫。蓝色，衬托出IBM公司不可一世的轮廓，人们开始把它称做“蓝色巨人”。当“七个小矮人”唯“蓝色巨人”的马首是瞻之后，一枝独秀的IBM，就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与之抗衡吗？ 
　　“不！ ”早在1953年的冬天，就在IBM实验室大门外，有一位与小沃森差不多年龄的 
工程师，坚定地发誓说道：“我要在IBM的地盘上将IBM击败。”虽然那时，他只有孤身一 
人，而且几乎是身无分文，他的大名叫肯·奥尔森（K.Olsen）。 
奥尔森是在麻省理工学院氛围中成长的工程师，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都把冯·诺依曼当做心中的偶象，希望成为真正的电脑科学家。然而，奥尔森却偏要“下海”，他决定告别学院的研究工作，创办自己的电脑公司。 
　　做出这个决定需要数十万美元。1957年盛夏，31岁的奥尔森和伙伴安德森，钻进莱克星顿图书馆，从几本工商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中，“抄”回了一个“经营方案”。带着刚学会的“经商知识”，他俩贸然来到一家风险投资公司申请贷款。就像当年艾肯只身闯入IBM总部，向老沃森鼓吹马克1号那样，奥尔森也必须说服ARD投资公司的总经理多里奥特，他开门见山坦陈自己的打算。 
　　“在我看来，您的公司编一份财务统计表或者花名册什么的，根本无需使用数百万美 
元的大型电脑。 我们能造出一种比IBM更便宜的，由用户们自己操作的小型计算机。我相 
信所有的人都可以与机器相互交流。世界上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可以用非常简 
单的方式解决的。” 
　　多利奥特渐渐被奥尔森的设想迷住，不过他仍觉得面前两位青年锋茫太露，与蓝色巨人IBM较劲可不是好玩的。“我可以为你们筹集7万元，不过嘛，”多利奥特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不能用‘计算机’做企业名称，董事会决不会相信，在通用电器公司那样的巨头都栽了跟头的电脑行业，你们能搞出什么名堂。” 
　　奥尔森点头答应了条件，1957年8月，他的公司──“数字设备公司”在波士顿以南一栋破烂不堪的厂房里挂牌开张，企业名称的英文缩写是DEC，D是数字，E是设备而C是公司。奥尔森恪守了诺言，DEC招牌上没有“计算机”的影子，以制造电子设备为业，奥尔森把电脑梦深深藏进心底。一年后，这家仅12人的公司站住了脚根，卖出近10万元的产品。 
　　当DEC的羽翼渐丰后，他们悄悄开始了电脑研制。1959年，DEC的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脑装配完成。为了不引起IBM的注意，奥尔森给它取名“程序数据处理机”，简称PDP-1。PDP-1的体积只有一台冰箱大小，用户可以从荧光屏上观察到机器处理数据的全过程，它是市场上第一台“有面孔”的计算机。 
　　PDP-1型电脑在夹缝中成长， 一路顺风卖出53台，它使DEC销售额直线上升，在第5个年头就创造了650万美元的奇迹。1965年，当集成电路面世后，DEC公司不失时机地向全世界宣布，它生产了一种价格最低、功能最强大的PDP-8型集成电路计算机。 
　　人们开始理解到PDP-8带来的信息。那一年，街上流行“迷你裙”，姑娘们争相穿上短过膝盖的裙子，活泼轻盈，显得那么妩媚动人。新闻传媒把PDP-8与IBM的大型电脑列在一起评头论足后，戏称它是“迷你机”。“迷你”（mini）即“小型”，这种机器，小巧玲珑，长61厘米，宽48厘米，高26厘米；售价也只有1万多美元。　　报纸和杂志一窝蜂登出评论文章，标题都是“小型计算机时代来临”。其后，PDP被成千上万家企业、学校和科研部门购买。到本世纪60年代末，DEC公司依托小型电脑正式崛起，并带动了约70多家公司生产这类机器。由此，奥尔森获得“小型机之父”的美誉。 
　　整个七十年代，DEC公司集中力量开发PDP-11和VAX-11/780两大系列小型机。随着集成电路的发展，小型机大规模普及推广，DEC公司的销售额以平均年增36％的速度飞速增长。1987年，该公司成立的第30个年头，它的年收入超过93亿美元，利润突破10亿，员工达到12万，成为与IBM齐名的世界第二大电脑公司，达到辉煌的顶峰。

19、硅谷的诞生 

1939年1月1日，两位大学毕业生在一间简陋的汽车库里，以掷硬币的办法确定了创办公司的名称；50年后，这间车库被确认为美国加里福利亚州历史文物──硅谷诞生地，它极大地影响了电脑发展的进程。 
　　硅谷的诞生必须从斯坦福大学讲起。这所已有100多年历史的高等学府，当瑞典国王1984年访问该校时，竟有10位仍健在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与他合影。它是美国铁路大王斯坦福为纪念他早逝的独子，斥巨资创办的私立大学。 
　　斯坦福当年置地5万公顷，把校址选在了旧金山以南约50公里的圣克拉拉郡，以帕洛阿尔托小镇为中心，包括约20公里宽的一片狭长的谷地。那里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宜人，到处栽满了果树，最负盛名的特产是梅脯。 
　　斯坦福大学著名教授中，人们都听说过心理学家特曼的大名，却不太清楚他有个名叫弗雷德·特曼（F.Terman）的儿子。小特曼自幼多病，在家养病时迷上了无线电，所以报考大学时顺理成章地选择了电器工程，因而没有继承父业。 
　　弗雷德·特曼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导师就是那位发明模拟计算机的布什教授。布什一再向学生强调：大学不应该作为专修学问的象牙塔，它要成为开发和应用科技成果的大本营。毕业后的特曼回到斯坦福，被聘为无线电教授，他为人谦虚，说话低声细语。学生们都说：特曼先生可能不是什么伟大的科学发明家，但他确是天生的教书高手。 
　　30年代末，受人尊敬的特曼教授出任斯坦福大学副校长，决心把布什的思想付诸实施，他大胆地作出决策：批租土地、吸引投资、转让技术、开发成果；他满怀信心地幻想着：帕洛阿尔托梅树丛中将萌生出一个高科技的“斯坦福工业园”。 
　　在大学园区创办企业，第一个“吃螃蟹”者是需要胆识的。特曼想到了自己的两位得意门生，立即把他们叫到办公室。 
　　先进门的这位，瘦高的个子，紧接着进来的另一位，身高却不到前者的肩膀。特曼对学生非常熟悉：矮个休利特（W.Hewllet），读中学时就对无线电特别痴迷，曾把家里的阁楼改装成一座电台；高个帕卡德（D.Packard），与休利特相识在斯坦福大学的橄榄球场，由于对无线电和体育的共同爱好，他们成了形影不离的挚友。目前，两位好友都在边干研究边读硕士，是特曼为他们安排的奖学金，他们也都选修了教授开设的电子学课程。 
　　特曼对休利特说：“我记得你的硕士论文是《可变频率振荡器的研究》，你能把它做出来吗？”休利特回答道：“我早就制成了一台样机，成本只需55元……”帕卡德抢着过话头说：“我到商店看过价格，类似的东西要卖到500元。我们正想找您商量，能否帮助推荐给某个厂家。” 
　　特曼摇摇头，意味深长地问道：“你们难道没想过另外的出路？” 
　　休利特看了看帕卡德，大着胆子对教授讲：“我们是很想自己办公司，但是，没有开办经费，也不知道您的意见。”特曼听到此话，不禁大喜过望：“我就是想让你俩带头闯路！至于钱嘛，我这里还有一点，今后再想办法。”
   特曼教授支援的开办经费是538元。两位青年回到帕卡特家，清理出一间汽车库，挂出了“休利特—帕卡德”公司的招牌。公司名称的英文缩写，是两人姓氏的第一个字母“HP”，中文译作“惠普”。帕卡德新婚妻子露西尔不得不外出打工，为这家“企业”提供微薄的生活费用。惠普公司制造的第一个产品──用电子管制作的音频振荡器，恰好碰到迪斯尼公司拍摄动画片急等着使用这种仪器，一下就卖出8台。此后，他们又研制出电子计算器和其他产品，一发而不可收：1940年搬出了汽车库；1942年建造公司第一座大楼；1951年销售额即达到了550万元。 
　　特曼教授显得比学生还要高兴,他逢人便讲惠普崛起的“神话”，向人们宣传靠近大学办企业的种种优势。“去找休利特或者帕卡德谈谈吧，”特曼由衷地说，“以惠普为榜样，你们一定能迅速成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特曼精心播下的种子，不断地发芽、开花、结果。1955年，已有7家公司前来办厂，1960年增加到32家，到1965年斯坦福工业园区正式建立时，这里已经集中了近70家高新技术企业，象众星捧月般簇拥着斯坦福大学。 
　　圣克拉拉谷的果园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排排由玻璃和钢铁建造的不冒烟的工厂。现代化的建筑群依偎在青山之间，蛛网般的高速路连接着鸟语花香的群山峡谷。到了本世纪80年代，这里竟云集了近3000家电子电脑企业，如果把诸如营销、咨询、公关、投资等行业算在内，这条狭长地带的公司总数超过8000多个。 
　　新闻记者兴奋地写道：“这里的人远远不只是把沙子变成黄金，他们是在把沙子变成智能。”圣克拉拉谷成了举世瞩目的神奇土地，成了电脑发展的基地。由于这里的企业，大都与硅晶体管和硅芯片关系密切，自1971年始，人们为圣克拉拉谷换了一个响彻云霄的美名──“硅谷”。 
　　以538元起家的惠普公司，如今已是员工10万、产品数千种、产值数十亿的电子电脑跨国集团。80年代初，惠普曾以勇敢的姿态，第一个进军中国大陆，率先建立起中国第一家合资企业。休利特和帕卡特没有忘记恩师的提携，他们向斯坦福大学捐款数百万，一座现代化的“特曼大楼”拔地而起，人们都尊敬地称特曼是“硅谷之父”。

20、天才“八叛逆”

1955年，发明晶体管的肖克利博士回到了故乡圣克拉拉，正中特曼教授为硅谷网罗天下英才之下怀：有了肖克利这棵“梧桐树”，何愁引不到成群的“凤凰”来？ 
　　全世界电子科学界都焦急地关注着肖克利的行踪。据说，300年前当牛顿宣布准备在他的故乡建一所工厂时，全世界的物理学界也是如此心态。果然，从硅谷的了望山传来消息：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宣告成立。不久，因仰慕“晶体管之父”的大名，求职信像雪片般飞到肖克利办公桌上。 
　　第二年，以诺依斯（N.Noyce）、莫尔（G.Moore）为首的八位青年科学家，陆续加盟肖克利实验室，他们年龄全都在30岁以下，风华正茂，学有所成，正处在创造能力的巅峰。其中，有获得双博士学位者，有来自大公司的工程师，有著名大学的教授。肖克利慧眼识英才，青年人也都由衷地感到，今后要与肖克利一起，去改写人类电子世纪的历史。 
　　这种感觉不久就得到验证：当年11月，斯德哥尔摩打来长途电话，肖克利博士荣获诺 
贝尔物理奖。年轻人簇拥着科学巨匠来到帕洛阿托，在该市最庄重的“黛娜木屋”酒家举行庆典，用香槟酒为他们的“领航员”庆贺。 
　　29岁的诺依斯恭敬地向肖克利博士敬酒，他是八人之中的“长者”。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固体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曾选择了一家很小的公司任职，因为只有在小公司里，他才可能独当一面，既当科学家，又当企业家，从而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诺依斯可算是最坚定的“投奔者”。飞抵旧金山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倾囊为自己购下住所，断然决定永久定居，然后才去晋见肖克利。什么工作环境啊，条件啊，待遇啊，一概全不知晓。 
　　其他七位青年，来硅谷的经历与诺依斯大抵相似。招齐员工后，肖克利下令实验室大量生产晶体管，要把成本降到每只5分钱。然而，肖克利虽然雄心勃勃，但对管理却一窍不通，把实验室的生产指挥得一塌糊涂，全然听不进别人的善意规劝。特曼后来评论说：“肖克利在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眼里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他们又很难跟他共事。” 
　　年轻人彻底地失望了：一年之中，实验室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产品问世。1957年，八位青年中的七人偷偷聚在一起，瞒着肖克利商量“叛逃”的办法。想来想去，决定自己创办一家公司。可他们也都不懂生产管理，大家一致同意“策反”诺依斯，他看起来是唯一有点儿领导才能的人。没料到诺依斯也早就萌生了“外心”。当八位青年联名递上辞职书的时候，肖克利不由得火冒三丈。 
　　“你们简直是一群叛徒！”肖克利指着诺依斯的鼻子，怒不可遏。年轻人面面相觑，但还是义无反顾离开了他们的“伯乐”。这就是电脑史里人所共知的有关“八大叛徒”的趣谈，不过，肖克利本人后来也改口把他们称为“八个天才的叛逆”。 
　　肖克利实验室因主要骨干出走一蹶不整，1960年被收买，1968年彻底关门。实验楼经过改造后，变成一家电子音响商店，出售着由肖克利发明却不能由他制造的晶体管设备。肖克利博士本人“下海”未果，掉头“上岸”，被斯坦福大学请去当荣誉教授。 
　　诺依斯和另外七个“叛逆”并没有“亡命天涯”，他们铁了心，一定要在硅谷干出个名堂。一家照相器材公司愿意为他们在硅谷投资办实业，从事半导体的研究与开发。由于公司老板名叫费尔柴尔德（Fairchild），中文直译为“仙童”，“八叛逆”新开张的这家公司被命名为仙童半导体公司。 
　　1957年10月，仙童公司也在了望山租下一间小屋，距离肖克利实验室和惠普公司发迹的汽车库差不多远。“仙童”们商议要制造一种双扩散基型晶体管，以便用硅来取代传统的锗材料，这是他们在肖克利实验室尚未完成却又不受肖克利重视的项目。诺依斯给伙伴们分了工，由赫尔尼和莫尔负责搞“扩散工艺”，而他自己带着拉斯特专攻“平面照相技术”，其他的人也都各司其职。 
　　在诺依斯精心运筹下，公司业务迅速发展，员工增加到了100多人。同时，一整套制造硅晶体管的平面处理技术也日趋成熟。赫尔尼是众“仙童”中的佼佼者，他像变魔术一般把硅表面的氧化层挤压到最大限度。诺依斯等人首创的晶体管制造方法也与众不同，他们先在透明材料上绘好晶体管结构，然后用拍照片的办法，把结构显影在硅片表面氧化层上，腐蚀去掉不需要的图形后，再把那些具有半导体性质的微粒扩散到硅片上。 
　　氧化、照相、刻蚀、扩散，半导体平面处理技术仿佛为“仙童”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 
大门，他们突然看到了一个广阔的空间：用这种方法既然能做一个晶体管，为什么不能在硅片上集成几十个，几百个，乃至成千上万呢？1959年1月23日，诺依斯在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一闪光的设想。

21、同时的发明

肖克利发明的晶体管比起电子管来，确实是小得多，但是，随着电脑功能越来越强，“个头”也就越长越大。以一台中型电脑为例，几十万只晶体管加上电阻电容器，它的电子元件数已增长到数以百万计。过去人们针对电子管列举的种种弊端和责难，现在都统统加到晶体管的身上。历史戏剧般地重演，肖克利回到大学讲坛，晶体管走向了穷途末路。电脑的元件，又一次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历史性变革。 
　　就在仙童公司诺依斯等人还在大胆设想的时候，晶体管的集成化试验却已在德克萨斯仪器公司悄悄地进行。德克萨斯仪器公司简称TI公司，座落在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肖克利等人发明晶体管后，TI公司曾率先开发出第一台全晶体管收音机。 
　　1958年7月，达拉斯天气炎热，TI公司宣布放一次长假，绝大多数员工兴高采烈离开岗位。不一会儿，宽大的厂房里，只剩下一位名叫基尔比（J.Kilby）的青年人。基尔比那年35岁，到TI公司任职不足两个月，无权享受休假的乐趣。人去楼空，反而给他提供了思考和试验的机会。 
　　读中学时，基尔比的父亲期盼他能考上麻省理工学院，成为优秀的电子工程师。考试的结果，成绩一贯优秀的基尔比以3分之差落第，不得已进入伊利诺伊大学就读。然而，好学者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智慧的源泉，工程师也不一定非得在“摇篮”里造就。酷爱电子学的基尔比，从英国科学家达默的思想里发现了“新大陆”。早在1952年，达默就曾指出，由半导体构成的晶体管，完全可以把它们组装在一块平板上而去掉之间的连线，半导体甚至也可以构成电阻器电容器等等。基尔比暗自思忖，别看晶体管很小，其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是很小的晶体，尺寸不到百分之一毫米，而无用的支架、管壳却占去多数体积。 
　　基尔比曾在一家小型实验室干了10年，搞过晶体管助听器和其他电子工艺，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TI公司目前交给他的任务是把许多单独的晶体管挤进很小的空间，为军方制作一种“微模组件”。基尔比想，与其煞费苦心装配那些晶体管，何不动手直接在小平板上制作它们呢？现在，机会似乎来了。 
　　基尔比原来设想用硅材料制作电路，但TI公司没有这种合适的硅片，他只得改用锗材料进行实验。终于，他成功地在一块锗片上形成了若干个晶体管、电阻和电容，并用热焊的方法用极细的导线互连起来。世界上第一块“集成”的固体电路就诞生在这块微小的平板上，在不超过4平方毫米的面积上，基尔比大约集成了20余个元件。 
　　1959年2月6日， 基尔比向美国专利局申报专利， 这种由元件组合的微型固体被叫做“半导体集成电路”，是一种用于无线电设备的“振荡器”。 
　　巧合得很，当基尔比远在达拉斯孤军作战的时候，硅谷的“仙童”们也走到了研制集成电路的边缘。当基尔比发明集成电路的消息从达拉斯传到硅谷，诺依斯不禁惊讶万分，他当即召集众“仙童”商议对策。基尔比感到为难的问题，比如硅材料问题，在硅片上进行两次扩散和导线互相连接问题等等，正是仙童公司的拿手好戏。诺依斯提出可以用蒸发沉积金属的方法代替热焊接导线，这是解决元件相互连接的最佳途径。仙童公司开始奋起疾追。1959年7月30日，他们也向美国专利局申请了发明专利，时间比基尔比晚了半年。于是，两家公司为争夺集成电路的发明权打起了官司。 
　　其实，在集成电路的制造技术上，诺依斯与基尔比的方法并不相同。1966年，基尔比和诺依斯同时被富兰克林学会授予巴兰丁奖章，基尔比被誉为“第一块集成电路的发明家”而诺依斯被誉为“提出了适合于工业生产的集成电路理论”的人。1969年，法院最后的判决下达，也从法律上实际承认了集成电路是一项同时的发明，基尔比和诺依斯的大名并列着写进了电子和电脑的发展史册。集成电路开始着手导演电脑的第三代历史。1961年，德克萨斯仪器公司与美国空军合作，仅用了不到9个月，研制成功第一台用集成电路组装的计算机。该机共有587块集成电路，重不过300克，体积不到100立方厘米，功率只有16瓦。 
　　有趣的是，“八个天才叛逆”创建的仙童公司，在硅谷里演出了又一出“大叛逃”的喜剧。以赫尔尼为首的4人首先出走，创办阿内尔科公司，据说，赫尔尼后来手创的新公司达12家之多；其他人也先后出走，创办过多家半导体公司。仙童公司当之无愧是硅谷的“西点军校”，硅谷里的半导体公司，半数以上是仙童公司的直接或间接后裔。

22、五十亿“赌注”

1995年，美国奖金额最高的科学奖──鲍尔科学奖，首次授予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北卡罗莱纳大学的布鲁克斯教授，自60年代起，他就被人们称为“IBM360之父”。然而，史书上记载“IBM360之父”，还有另一位电脑专家阿姆达尔（J.Amdahl）。用集成电路制作的IBM360大型电脑系统，在电脑发展史上的确有其特殊的地位。 
　　本世纪60年代初，IBM公司总裁小沃森已接近“知天命”的年龄，驾驶IBM这艘巨大的航船，责任心和使命感沉重地压在心头。面对电脑业界激烈的竞争，一个新的设想在他脑海里酝酿成熟，他让秘书召来公司的副总裁利尔森。 
　　小沃森下达的指令是研制由集成电路组成的系列电脑，尽早淘汰过时的晶体管机器。利尔森马上组建了一个工程师委员会研究新机器方案。几经研讨，委员会无法取得共识，两个月过去后，方案还没有理出头绪。利尔森对委员们发火了：“你们统统给我搬进旅馆，搞不出方案谁也不许回家！” 
　　利尔森派车把工程师们送到康涅狄克州，“关进”一家汽车旅店里。1961年12月28日，一份长达8页纸的报告完成，黑体标题醒目地写着“IBM360系统电子计算机”。新电脑系统用360为名，表示一圈360度。既代表着360电脑从工商业到科学界的全方位应用，也表示IBM的宗旨：为用户全方位服务。利尔森粗略估算出需要的费用：研制经费5亿，生产设备投资10亿，推销和租赁垫支35亿──360计划总共需要投资50个亿！要知道，美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也才用了20亿美元。 
　　美国的新闻界惊呆了。《幸福》杂志的通栏标题是：“IBM的50亿元大赌博！”小沃森自己也承认，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一项最大、最富冒险的决策”。下一步是为360物色技术设计的主帅。主管设计工程的总负责人正是布鲁克斯，他曾在超级计算机上开发出第一个交互式操作的系统，使用户在击键时就能同时看到屏幕显示，他还提出过许多现代电脑体系结构新概念。布鲁克斯负责协调4个小组的工作，其中3个小组都由阿姆达尔博士领导。阿姆达尔博士当时年方40岁，IBM公司的最后一种电子管计算机IBM709就出自他的手笔；其后，他又受命担任过第一台全晶体管电脑IBM7030的设计师。 
　　利尔森、布鲁克斯和阿姆达尔等人，多次就360系统技术问题进行商讨。最后，他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思路──IBM360必须是一种“兼容性”的产品。兼容性将意味着，尽管360系统电脑在型号上有巨大区别，但它们都必须能够用相同的方式处理相同的指令，享用相同的软件，配置相同的磁盘机、磁带机和打印机，而且能够相互连接在一起工作。当时，仅IBM公司的晶体管电脑就有7个种类20多个型号，软件和外部设备都不能互换使用，给用户带来极大的不便。“兼容性”是一个伟大的观念变革，它给现代电脑发展带来的技术进步，至今还在发挥巨大作用。 
　　研制360电脑的第一个难题，是IBM必须自己制造集成电路，因为他们买不到现成的芯片。以前建造一所新工厂，对IBM来说根本不在话下。但是，新建一个集成电路制造厂，生产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车间里不能有一点灰尘，简直就像建造一间大型的外科手术室，成本超过普通厂房的四、五倍。研制360电脑最大的障碍还是软件。为了让软件能适用于所有的电脑，必须编制几百万条电脑指令。投入编写程序的软件工程师越来越多，最后多达2000人，使软件开发的费用超过了硬件即电脑机器本身。巨大的开支，连小沃森也感到震惊。他在一次晚间会议上开玩笑说道： 
　　“几个月前，IBM在360软件上的预算是4000万。昨天我问利尔森，你究竟需要多少钱？他告诉我要花5000万。今天下午，就在这个会议室里，我又问到软件开发负责人，他回答说至少要6000万才够。看来，只要我不停地问下去，IBM就太不可能为诸位发工资了。” 
　　玩笑归玩笑，IBM花在360电脑软件上的巨额费用，总共超过了5亿之巨！ 
　　1964年4月7日，历经4个年头的风风雨雨，就在老沃森创建公司的50周年之际，IBM公 
司50亿元的“大赌博”为它赢到了360系统电脑。IBM360，共有6个型号的大、中、小型电脑和44种新式的配套设备，整整齐齐排放在宽大的厅堂里。从功能较弱的360/51型小型机，到功能超过51型500倍的360/91型大型机，都是清一色的“兼容机”。 
　　又是一个新时代的来临，IBM360标志着第三代电脑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为了庆祝它的诞生，IBM公司分别在美国63个城市和14个国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全世界有近万人莅临盛会。在纽约，小沃森亲自租用一辆专列火车，率领着200多名记者，浩浩荡荡开往IBM波基普西的实验室。他向全世界庄重宣布：“这是本公司自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划时代产品。” 
　　5年之内，IBM360共售出32300台，创造了电子计算机销售中的奇迹。不久后，与360电脑兼容的IBM370机接踵而至，其中最高档的370/168机型，运算速度已达到每秒250万次。

23、巨型克雷机 

IBM的前任董事长小沃森生前曾经感慨道，在他掌管IBM的那些年头，竞争者中有个像“咬不动的胡桃”似的电脑公司，始终让他耿耿于怀。就在巨型机的“战场”上，IBM曾败给了这家销售总额仅有其1/15的对手。 
　　巨型机又叫超级电脑、超大型机，它在电脑的家族中，以运算速度最高、系统规模最大、具有最高一级的处理能力得名。巨型机主要用于国防科研、航空航天、气象预报等需要高速处理海量数据的领域，有人戏称它们是“数据吞噬机”。巨型机虽然功能强大，但结构复杂，耗资巨大，研制起来实属不易。 
　　50年代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急需一种超级电脑，要求速度比当时最好的计算机高出两个数量级，洛斯阿拉莫斯核武器实验室自然而然直奔IBM而来。IBM为这台电脑取名Stretch，意为“扩展”新技术的机器。小沃森保证说：“扩展”电脑的速度一定会比IBM现有的机器快100倍。 
　　然而，1961年，当第一台Stretch电脑运抵洛斯阿拉莫斯时，它没有能达到最初的设计要求，速度只有原设想的60％。IBM只得把“扩展”机价格从1350万元降低到800万，只能收回成本。“扩展”型机器共生产了5台，又造成2000多万美元亏损。蓝色巨人初次涉足巨型机领域，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令其他电脑制造商心存余悸，踌躇不敢上前。 
　　1960年，一家刚成立三年的小小电脑公司，却打算从IBM手中接过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委托书，涉身于万难之险的超级电脑领域。这家名曰“控制数据公司”的电脑新秀，英文缩写CDC，由威廉·诺瑞斯发起创建。诺瑞斯本人是位学者，1957年他带着兰德公司的一拨电脑工程师出走自立门户，正是奥尔森挂出DEC招牌准备涉足小型机的同一年度。 
　　跟着诺瑞斯打天下的工程师之中，有一位名叫西蒙·克雷（S.Cray）的博士，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年仅31岁，领衔担任了CDC公司的总设计师。面对IBM咄咄逼人的360计划，他为CDC制定的创业韬略，是避实就虚，在蓝色巨人新近受挫的领域打开局面。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控制数据公司根据克雷的判断，专门建立了巨型机研究所。然而，势单力薄的CDC，能够集中的全部兵力仅有区区34人，其中15位工程师，4位程序员。他们的资历浅薄，连克雷在内，亦只有2位博士。 
　　克雷抱定“背水一战”的决心，带着这30余勇士“隐入”威斯康星州的密林深处。整整四载春来冬去，他们谢绝一切社交往来，夜以继日地埋头于绘制图纸，制作零件，组装机器。连著名的学术团体要为克雷颁发奖章，他也愿不抛头露面。为此，电脑界给克雷博士取了一个绰号──“密林隐士”。 
　　1963年8月，控制数据公司抢在IBM360之前，出人意料地宣布第一台超级电脑CDC6600研制成功。这种电脑的研制费只用了700万，功能却比IBM的“扩展”电脑强大三倍，运算速度达每秒300万次。克雷手中并没有掌握更先进的元件，他在这台机器里第一次对诺依曼机方案作出重大改进，巧妙地采用一台中央处理器和10台外围处理器“并行”工作，就像一群蚂蚁围着大骨头啃，啃出了巨型机的速度。 
　　IBM“朝野” 上下一片震惊。 小沃森向公司高层领导发出备忘录， 他激动地写道：“我们是一个资金、人员十分雄厚的大企业，我实在难以理解，IBM为什么不能在超级电脑中领先一步？要知道，控制数据公司的研制班子，总共才34人，还包括一位看门人。”这份后来被人加上《看门人备忘录》标题的资料，一语道破了IBM的沮丧心境。
　　1969年，“密林隐士”又乘势推出改进的CDC7600巨型机，欧美各国的订单纷至沓来。于是，在整个60年代，控制数据公司独霸巨型机市场，从一无所有成长为年销售额6千万的大企业。强大的IBM很长时间都没能搞成超级电脑，最后连小沃森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领域里，IBM无法与CDC抗衡”，再一次“退避三舍”。 
　　1972年，“巨型机之父”克雷告别控制数据公司，独创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克雷研究公司”，专攻巨型电脑。1975年，享誉全球的超级电脑“克雷1号”（CRAY-1）在他手里完成。1985年，他又推出功能更强的“克雷2号”（CRAY-2），首次安装在美国国家航天局，模拟航天飞机的风洞实验。到了80年代，后来居上的克雷公司，售出的巨型机占到全世界巨型机总数的70％。 
　　克雷1号实现了当时电脑绝无仅有的超高速──它可持续保持每秒1亿次运算，相当于IBM370电脑的40倍。 克雷2号的速度更上一层，其最大能力可达每秒12亿次。相对于它们的功能而言， 克雷机是出人意外的小巧玲珑。例如克雷1号，它看上去就像一套开口的沙发圈椅，沙发靠背矗立着12个一人高的“大衣橱”，占地不到7平方米，重量不超过5吨。在那些“大衣橱”里，克雷1号总共安装了大约35万块集成电路。 
　　超级电脑毕竟有它“超级”的一面──克雷1号的耗电量高达115千瓦，与埃历阿克相差无几。要不是足智多谋的克雷想出了用老式冰箱冷却管道的方法解决降温，克雷1号散发的热量一准会把地板烧个大洞。克雷2号对散热的要求更高，走了三次弯路后，克雷最后把它的外壳整个充满液体氟化碳，才取得理想的冷却效果。 
　　1989年，由于意见分歧，克雷退出了克雷研究公司，又成立了另一家“克雷计算机公司”，集中精力研制他的“克雷4号”（Cray-4）。这型机器计划采用64台处理器并行处理，速度将达到每秒1280亿次。奇怪的是，没有克雷的克雷研究公司，反而继续保持着兴旺发达；而有克雷的克雷计算机公司，却因技术上的决策失误陷入了困境。克雷开始犯错误的年龄是60岁，在计算机领域，不要说花甲之年的老人，就连“知天命”年龄的人也可能最不知道什么是“天命”。1996年10月5日，满怀着对“克雷4号”机的期待和无奈，71岁高龄的“巨型机之父”克雷博士，逝世于车祸造成的脑外伤。 
　　没有克雷的克雷研究公司仍然继续着克雷博士未竟的事业，努力制造所谓“终极计算机”。1996年12月，就在“克雷1号”来到洛斯阿拉莫斯20周年之际，该公司选择了与图形电脑领域的巨头SGI公司合并的发展战略，集两家公司的技术实力，研制出一台具有256台处理器的超级电脑，并且再次安装在美国国家实验室，他们计划在1999年把这个系统的处理器提高为4096台，运算速度达到30000亿次。而美国能源部则宣布，它在下一个10年的目标，是研制出每秒钟进行1 000 000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听来让人大有不可思议的感慨。

24、爆发超新星 

IBM号称巨人，竟在巨型机领域败在小小的控制数据公司CDC手下。在小型机领域，“霸主”DEC公司的“后院”也曾“起火”，绝非一直风平浪静。 
　　本世纪60年代末，DEC公司因开发小型电脑迅速崛起，赢得“小型机的IBM”雅称。奥尔森亲手拉开小型机时代的帷幕，把PDP-8托上星空，万万想不到，一颗名叫“Nova”的星座突然爆发，成为PDP-8的“伴星”争相辉映。 
　　Nova是天文学的名词，中文译作“新星”。一颗肉眼看不见，谁也没有去注意的星，突然间大放光明，在一二天内亮度急剧增加几万倍到几十万倍，这就是新星。 
　　有一本由数字设备公司出版的介绍公司技术史的书籍写到： “PDP-8型计算机确立了小型电脑概念，为DEC带来滚滚财源。”然而，这本书没有提及PDP-8的设计师之一，当时年仅20余岁的德·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1960年从洛威尔大学毕业后应聘来到DEC公司，正好成为公司的第100名员工。他参加过早期PDP-5型电脑的研制，又提出开发新机器的主意，理所当然，应该成为PDP-8型电脑的主设计师。然而，在奥尔森眼里，卡斯特罗是个爱惹麻烦的工程师，经常不遵守工作规程办事，总喜欢标新立异。部门负责人劝奥尔森说：“让他试试吧，我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奥尔森虽然勉强同意，但还是给他派来一位顶头上司，以防这匹“野马”脱缰。 
　　卡斯特罗，以及他麾下设计小组的另外几名工程师，越来越感到憋气。新电脑PDP-8经他们亲手完成后，为DEC公司创利120％，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赏和鼓励。与此相反，奥尔森又拒绝了卡斯特罗提出的另一项研究计划，着实伤透了他的心。 
　　卡斯特罗一气之下，愤然出走，他还带走了伯卡特、索格等三人。这些青年工程师决心自己开办公司，在DEC的后院“烧”它一把“火”。 
　　1968年4月，卡斯特罗一行四人来到麻省的小镇哈德逊，租下一间美容院的旧房子。哈德逊紧靠着DEC所在地梅纳德市，他们铁下心来，要与奥尔森“针尖对麦芒”大干一场。新公司注册的名字也不要有“电脑”二字，你叫“数字设备公司”，我就叫“通用数据公司”；你的英文缩写是DEC，我的英文缩写就是DGC，只差一个字母。 
　　通用数据公司当然也搞小型机。1969年，卡斯特罗推出了一个小型电脑系列，名字就是Nova。新星电脑融合了集成电路芯片技术的最新成果，与数字设备公司的PDP系列相比，它的电路板较大，所用的集成块多，而其他零件少。一位用户看了机器后曾评价道：“Nova机的成功在于它的结构紧凑。”于是，DGC公司第一年就卖出200颗“新星”，从而成功地打进DEC的一统天下，成为1969年最红火的新公司。 
　　对卡斯特罗最感恼火的还数奥尔森。在他看来，擅自离职而去唱对台戏简直就是犯罪。在他召开的大小会议上，奥尔森多次预言：“新星不过是颗盲目运行的流星，它会突然出现也会突然消失。”他要求销售经理们通知DEC的客户提防“流星”的窜入。 
　　哪里知道，奥尔森的用心良苦反而助长了新星的“升空” 。一位老客户跑来问道：“请告诉我，通用数据公司在哪里，要不然我们如何防范它呢？”另一位老相识也打来电话询问：“你们知道DGC的电话号码是多少，要不我们怎么才能不拨那个号码呢？”顾客们然后纷纷涌向哈德逊小镇，对卡斯特罗说：“奥尔森说你们人很坏，机器也不好，我们特地来看个究竟。” 
　　通用数据公司的新星Nova终于爆发了。Nova300、Nova800、Nova1000……，到1979年，卡斯特罗的小型电脑销售数超过7万台，利润每年增长45％，并挤进了美国最大的500家企业行列， 虽然刚好名列第500名。 
　　两家毗邻的小型电脑的企业，苦苦争斗了10多年，直到80年代初，奥尔森的DEC公司才好不容易挣出困境，再次领先于卡斯特罗的DGC公司。

25、王安的悲剧 

　　本世纪70年代，与DEC和Nova小型机齐名的王安小型电脑，尤其是以小型电脑为基础的王安文字处理机，曾经在第三代电脑史册里写下过辉煌的一页；而王安博士，这位闻名美国电脑业界的“龙的传人”，也曾经以中国人的天才智慧，发明了电脑磁芯存储器，使自己的名字列于美国发明家纪念馆，成为继爱迪生等人之后的第69位大发明家，并获得美国“总统自由勋章”的殊荣。 
　　早在1948年，发明马克1号计算机的艾肯博士慧眼识英才，把研制新型存储器的任务交给了来哈佛计算机实验室工作刚三天的王安。艾肯查阅过王安的履历：年仅28岁，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高材生；1945年留学哈佛，从读硕士到获得博士学位仅用了16个月，在哈佛求学期间，时刻关注着计算机发展的王安就知道，当时存储器采用的都是效率极低的水银延迟线装置。他曾在图书馆读到过一篇介绍德国人研制软磁性材料的报道，这也许能为存储器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以后三周时间，王安把自己关在实验室，潜心探索磁性材料，终于用铁氧体制成了一种直径不到1毫米的小磁芯。王安发明的磁芯，引起了电脑存储器的一场革命，统治了存储器领域将近20余年。 
　　巨大社会反响促使着王安把自己的发明转化成科技商品。1951年6月，王安怀揣仅有的600美元积蓄，挈妻携子，坚定不移跳进了“商海”。他在波士顿南区一间租来的小房间门上挂出了手写的招牌，实验室宣告开业，内部仅有一桌、一椅、一部电话，雇了一位推销员，只有一种磁芯产品，是王安自己用电烙铁加工而成。年底一盘存，他高兴得合不拢嘴，“公司”赚了约3千美元，虽然这赢利还不及他在哈佛大学任职年薪的1/3。 
　　1952年，IBM公司购买了磁芯的专利使用权，使王安有了一笔启动资金。1955年，王安实验室更名为王安电脑有限公司，毅然决定下马传统产品磁芯的生产，根据用户的需要开发供科技人员使用的LOCI对数计算器和300系列可编程计算器。由于功能齐全，价格便宜，大受用户欢迎。1967年，公司股票首次上市，被股民们普遍看好，40万股票几个小时即抢购一空，使公司的资产总值升值为近8000万美元。 
　　不久，王安派出去考察市场的调研人员，向他汇报了一个被人忽略的事实：所有办公室的文秘人员，仅有的“固定资产”是不值几百元的打字机，其工作效率低下与任务繁重之间形成鲜明的反差。于是，“文字处理电脑”的构想在王安的头脑中逐渐成熟，他召集柯布劳、莫洛斯等高手迅速设计开发，并于1975年首次推出了世界上第一台具有编辑、检索等功能的新型文字处理机。以往称王安企业为“电脑公司”的新闻界一反常态，纷纷改口叫它“文字处理公司”，因为从白宫总统办公室到各州州长办公室都竞相使用这种机器。 
　　王安公司凭借文字处理机的业绩不断扩大战果，1976年，王安把他的总部搬到了罗威尔市，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计算机制造厂，设计生产VS电脑系列产品，其中，VS300小型电脑是市场畅销的抢手货。此时，他的公司已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制造、销售产品和售后服务的分支机构，成为一家举世瞩目的跨国电脑产业集团，员工超过3万人，营业额高达30亿美元，实力已经能够与电脑巨人IBM分庭抗礼。 
　　1984年2月间，美国各大商业报纸上刊登出一则电脑广告：“请让我们试一试，我们就会在阁下的订单上把IBM一风吹走！”这表明，“大胆妄为”的王安公司公开向蓝色巨人“下战表”。然而。当王安决定“兴兵讨伐”的时候，审时度势的结果，却作出“不与IBM的PC机兼容”的决策，这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王安的战略失误是致命的。到80年代后期，由于IBM和众多兼容机厂商众星捧月，PC机和软件标准化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当电脑网络热潮席卷而来时，王安的微电脑却因不兼容被排斥于各种网络之外，更使他的公司欲哭无泪。此时，公司早已是危机四伏，亏损额业高达4亿美元。就在公司处于最危难的时刻，王安博士却无法继续坚持，他亲眼目睹了公司一蹶不整的全过程，终于在1990年3月24日，因癌症抢救无效，在痛苦中走完了人生最后的历程。 
　　还在王安病重住院期间，他的儿子王列等人曾先后接任王安公司总裁，但王列缺乏管理公司的才能，面对残局，终归无力回天。1992年8月18日，王安电脑公司正式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似乎走到了尽头。谁也不曾料想，破产保护后王安公司，居然卧薪尝胆第二次创业，他们重新聚集在图希、塞拉蒂等电脑精英手下，扬长避短，集中全力开发软件产品，并果断地裁减冗员2万余。经过短短一年的励精图治，几乎还清了绝大部分债务，于1993年9月21日宣布脱离破产保护。截止到1996年6月底，美国王安电脑公司的年销售额又达到了11亿美元，这家宣布破产的公司已经奇迹般地东山再起。 
　　王安公司的兴衰真像一篇传奇故事，人们是不会以成败论英雄的。

26、英特尔创业 

1968年，集成电路发明人诺依斯站在了望山眺望硅谷，仙童公司漂亮的厂房在薄雾笼罩中越来越模糊。在这家由他亲手创建的高技术公司里，“八叛逆”们大都已经出走自立门户。诺依斯想起了激励自己奋发图新的一句箴言：“任何一次革新都必须保持乐观，没有乐观精神，就难以离开安稳，去寻求变化和冒险。”他毅然决定脱离已经无法大显身手的“仙童”，已过不惑之年的诺依斯又重新回到了创业的起点。 
　　红花虽好，还需绿叶扶持，诺依斯早就在仙童公司里物色了两位创业伙伴， 其中之一是名列“八叛逆”的莫尔。莫尔早年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是仙童公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才华出众。另一位是在仙童公司从事经营管理的安迪·格罗夫（A.Grove），原籍匈牙利，初来美国时连《纽约时报》上的大标题都读不全，全凭着坚强的毅力，在三年内读完纽约城市大学，接着又拿下加州大学博士学位。 
　　硅谷的人们一致公认：诺依斯—格罗夫—莫尔，真是创业班子的“天合之作”。诺依斯是公司的“脸面”，他最能吸引和团结人才，组织推动商业行销。格罗夫果断干练，具有“铁石心肠”，做事雷厉风行，擅长于管理和鞭策下属。莫尔天生一个科学家的头脑，又善于运筹帏幄，公司的技术核心非他莫属。于是，这一最佳人才组合的创业小组，构成了新公司的“三驾马车”。三位创业者精心商议，最后决定采纳莫尔的建议，把新公司取名为“英特尔”，五个英文字母INTEL寓意着“集成电子”。 
　　凭借诺依斯的名声，要筹集创办新企业的款项是轻而易举的。他曾经说道，他只需花半小时就能筹到资金。那一天，诺依斯来到硅谷著名风险资本家阿瑟·罗克的办公室，提出准备新办公司的设想。罗克随即拿起了电话， 连续拨通了几个号码，然后回过头说道：“250万，够了吧？”诺依斯低头看看表，时间也就是30分来钟。 
　　“集成电子公司”自然必须研制和生产集成电路。英特尔公司没费多少周折，就在仙童公司附近借到了一座旧楼房并租来了机器。诺依斯说：“让我们对准当今最先进的技术扫描，看看哪些技术最有成效，最行得通。”分析的结果，英特尔公司决定首先上的项目，是半导体集成电路存储器。电脑内部的存储器，即冯·诺依曼用来储存程序的记忆装置，从王安的磁芯开始，经由英特尔公司的技术创新也跨进了一个新纪元。1969年春，这家刚成立不到一年的小企业，首创了全球第一颗双极性集成电路存储芯片──64比特存储器3101；1970年，他们又研制出第一颗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存储芯片1101，容量扩大到256比特。同年，代号为1103的动态随机存储器（DRAM）问世，宣告了老式磁芯存储器的死亡。 
　　英特尔公司对集成电路情有独钟的原因，除了因诺依斯等人是发明者之外，还因为莫尔博士曾作过一个天才的预言。1965年，莫尔以3页纸的短小篇幅，发表了一篇奇特的论文，这是迄今为止整个半导体发展史上意义最深远的论文。在这篇论文里，莫尔天才地预言说：集成电路上能被集成的晶体管数目，将会以每18个月翻一番的速度稳定增长，并在今后数十年内保持着这种势头。打个比方讲：50年代末，在一块芯片上可以做一个电路，好比圣克拉拉镇的一条小路。60年代，同样大小的芯片可以容纳下镇内某个街区的大片面积。70年代，圣克拉拉这座城市的市政地图都能装进这块芯片里。80年代中期，芯片里包容的面积将扩展到旧金山地区所有城镇。80年代末期，在这块芯片里描绘的已经是整个北美大陆的地图。到了90年代，如果还用地图来比喻由晶体管等元件组成的电路，则硅芯片“吞吐”的将是全世界所有乡村和城市。而这块硅芯片的大小，穿上“外套”像块指甲片，内部体积与碗豆粒儿差不多。 
　　莫尔博士所作的预言，因集成电路近40年的发展历史而得以证明，成为电脑界闻名遐迩的“莫尔定律”。只是到了现在，“莫尔定律”的有效性才快要走到了尽头。因为小小芯片的面积毕竟有限，一旦元件数量增加使体积小到了原子那般尺寸，就不可能再继续缩微了。1995年，莫尔本人再次发表预言说：他发现的定律最终将会失效，人们需要寻找更先进的技术方法或材料。 
　　70年代初，当集成了数千个元件以上的芯片开始被称为“大规模集成电路”时，第四代电脑就快要粉墨登场了。

27、芯片计算机

    众所周知，所谓286、386、486个人电脑等名称的起源，在于它们采用了英特尔公司研制的微处理器X86系列芯片286、386和486。然而，这种以数字为电脑命名的奇特现象，却来源于霍夫博士等人发明的世界上第一个微处理器芯片──4004。霍夫也因此以“二次大战以来最有影响的7位科学家之一”身份，入选美国国家发明荣誉展厅，与在科学领域作出伟大贡献的爱迪生等120人同列在一起。霍夫的发明引来了浪潮滚滚的计算机革命。 
　　1968年，应诺依斯的恳切邀请，斯坦福大学助理研究员马西安·霍夫（M.Hoff）加盟英特尔，成为这家刚刚开张的高技术公司第12名员工，年仅31岁。他被指派为英特尔公司应用研究的经理后，莫尔交给他的第一项重任，是代表英特尔与日本一家名曰“商业通讯公司”合作研制一套可编程台式计算器。
    日本人带来了自己的设计资料，英特尔只承担芯片材料等方面的辅助任务。霍夫认真研究了图纸，发现这种简单的计算器竟然要安装约十块左右的集成电路芯片。他向合作者提议减少芯片的数目，但被日本人冷冷地拒绝了。诺依斯得知霍夫的处境，不断鼓励他，支持他按自己的想法去改进设计。 
　　霍夫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潜心思考，他的实验室十分狭窄，只有一台DEC公司生产的PDP-8小型电脑。三个月来，霍夫把日本人方案的优劣翻来复去地琢磨。他后来对人讲，他始终“保持孩子般的天真好奇，总对一种东西为什么会以某种方式工作，或者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感到惊奇”。或许，就是这种“天真”使他突发奇想。霍夫猛地打开笔记本，奋笔疾书。他写道：“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设计压缩成三块集成电路芯片，其中最关键的是中央处理器芯片，把所有的逻辑电路集成在一起；另外两片则分别用作储存程序和储存数据。” 
　　这种把“两样甚至更多的东西放在一起”的设想，让霍夫萌生了微处理器的新观念。莫尔对此首先表示赞许，并给他派来麦卓尔（S.Mazor）当助手。凑巧得很，仙童公司的芯片设计专家费根（F.Faggin）“跳槽”转到英特尔，也加入到研制组，为霍夫设计的芯片画出了线路图。芯片图纸让霍夫十分满意，口口声声称赞它是一份“干净利落的蓝图”。 
　　1971年1月，霍夫研制小组终于制成了能够实际工作的微处理器。在大约12平方毫米的芯片上，共集成了2250个晶体管。英特尔的广告介绍说，它只比一枝铅笔尖稍大一点，在半只火柴盒面积大小的硅片上，可以容纳下48个微型的中央处理器！微处理器的体积如此之微小，但是每块芯片却包含着一台大型电脑所具有的运算功能和逻辑电路，比埃历阿克的计算能力还要强大得多。从埃历阿克到4004只有25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埃历阿克电脑占地170平方米，而微处理器仅仅占地……，它还能用“占地”来描述吗？ 
　　1971年11月15日，英特尔公司决定在《电子新闻》杂志上刊登一则广告，向全世界公布微处理器，并据此声称“一个集成电子新纪元已经来临”。这一天，就是微处理器正式诞生的纪念日，它意味着电脑的中央处理器（CPU）已经缩微成一块集成电路，意味着“一块芯片上的计算机”诞生。 
　　不久，英特尔公司另一种型号的微处理器8008研制成功。紧接着，在少许改进后，又推出最成功的微处理器8080，这种芯片及其仿制品后来共卖掉数以百万计。随着销售量的增大，它的价格也从最初每块360美元迅速降低到3元钱就可以买回。对此，英特尔公司的销售部经理恢谐地提出了一个“吉尔贝克定律”，作为“莫尔定律”的补充：“每一种芯片的单价最后都要降到只有5美元，除了那些卖不到5美元的芯片之外。”在价格方面，不到5美元的8080，比起埃历阿克的40万巨资来，确实让人瞠目结舌。 
　　在英特尔公司的带动下，1975年，摩托罗拉公司也宣布推出8位微处理器6800。1976年，曾经为霍夫画出“干净利落芯片图纸”的费根，在硅谷组建了ZILOG公司，同时宣布研制成功8位微处理器Z-80。于是，70年代后期，8080、6800和Z-80微处理器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28、“牛郎星”升空

    1974年12月，美国《大众电子》杂志一反常态，把翌年一月号的刊物提前投放在各书报摊点，用最引人注目的大字标题发布消息：“世界第一套微型电脑组件挑战所有种类的商业电脑！”这台所谓微型电脑组件名叫“Altair8800”，即银河系里那颗明亮的星座“牛郎星”。
　　“牛郎星”的发明人爱德华·罗伯茨（E.Roberts）是位电脑爱好者，身高约有1米9，精力充沛，性格倔强。60年代从海军陆战队退役后，他就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开了一家小小公司，叫作“微型仪器与自动测量系统公司”，简称MITS公司，专门制作和销售台式计算器，生意做得十分红火。不料到了1974年，拥有集成电路发明权的德州仪器公司（TI），以雄厚的实力大举“进犯”计算器市场。罗伯茨哪是TI的对手，削价竞争不几天就败下阵来，直滑到破产的边缘，欠下了25万美元的债务。 
　　无可奈何之中，罗伯茨把目光投向了英特尔公司研制的8080微处理器，想用它来装配一种专供业余爱好者试验的计算机，以挽救濒临倒闭的公司。他以每块75美元的价格向英特尔购到8080微处理器和其他元件，一面突击组装样机，一面派员与新闻媒介联络。恰好《大众电子》在过去数月里一直在寻找独家新闻，编辑所罗门主动上门观看了罗伯茨的设计方案，感到这是一个有可能吸引读者的话题。 
　　回到家里，所罗门还在想着罗伯茨的计划。从报纸的角度看，这台尚在襁褓的电脑还缺乏一个响亮的名字。想着想着，他忍不住向他的女儿征求意见：“一种新的电脑叫什么名字最能引起你的注意呢？”所罗门的女儿才12岁，正在津津有味地观看电视，而电视里恰好在播放科幻片《星球大战》，她随口便答：“牛郎星。”因为电视里的宇宙飞船正向牛郎星飞去。于是，罗伯茨的电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命了名。 
　　然而，好事多磨。罗伯茨好不容易装配成功的第一台样机，在邮寄给所罗门的途中莫名其妙地不知所终。杂志已经排了版，十万火急地等着封面的照片，要抢在圣诞节前发行。MITS公司已绝无可能立即重装第二台，万般无奈，罗伯茨只好把一个仅有仪表外壳的机器重新寄出，《大众电子》上刊登的正是“空壳电脑”的“玉照”，简直就是“伪劣产品广告”，把百万读者都蒙在鼓里。 
　　谁知“牛郎星”的反应出人意外，定货单立即像雪片般纷飞而来，随之而至的，当然还有罗伯茨日夜盼望的转帐支票。MITS公司得救了，救星正是“牛郎星”──世界上第一台用微处理器装配的微型计算机。 
　　根据杂志介绍，阿尔泰勉勉强强算是一台电脑。在金属制成的小盒内，罗伯茨装进两块集成电路，一块即英特尔的8080微处理器芯片，另一块是存储器芯片，最初仅有256B容量，后来才增加为4KB。既无可输入数据的键盘，也没有显示计算结果的“面孔”。插上电源后，使用者需要用手按下面板上的8个开关，把二进制数“0”或“1”输进机器。计算完成后，面板上的几排小灯泡忽明忽灭，就像军舰用灯光发信号那样表示输出的结果。 
　　“牛郎星”诞生时的模样实在不敢恭维，它完全无法与IBM360、PDP-8或者“新星”等大、中、小各种电脑相比，更像是简单的游戏机。然而，它也有上述所有机器不可比拟的优点──体积小，小到只能以“微型”相称；价格低，低到罗伯茨只标价每台397元。 
　　别看《大众电子》吹得天花乱坠，当时所有的计算机企业谁都不屑一顾，这种简易的机器，充其量供大学生当玩具。如果你的公司想用电脑处理业务，捧回一台阿尔泰，便会发现它确实没有多大用途。奇怪的是，仅在1975年，阿尔泰公司就卖出了它所能生产的全部“牛郎星”，共计2000台机器，比罗伯茨最乐观估计的800台翻了一番还超过。 
　　2000台“牛郎星”大都走进美国一些家庭的汽车库；它们的购买者，大都是些初出校门的青年学生。就在这些汽车库里，“牛郎星”引来成群的喜鹊搭就彩桥，终于呼唤出“织女”下凡，织就了电脑世纪的万紫千红。 
　　人们现在普遍认为，“牛郎星”正是微型电脑的“开山鼻祖”。由于霍夫发明的微处理器必须配上存储器和其它外围设备才能组成计算机系统，或许当时正牌的电脑制造公司对它心存疑虑，直到三年后，以微处理器为心脏的微型电脑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29、微软树大旗

    1975年，罗伯茨因发明第一台微电脑“牛郎星”大获成功。《大众电子》曾在宣传中说，“牛郎星”将面向普通用户，采用最简便的BASIC语言编程。然而，它的存储器只有4K，专家们都认为难以支持BASIC，罗伯茨手中根本没有这种软件。 
　　那一日，罗伯茨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声称自己是西雅图市的交通数据公司，可以为牛郎星电脑开发出BASIC语言，并询问他是否有兴趣。 
　　罗伯茨岂止是有兴趣，如果有谁真能做成这件事，那“牛郎星”就不再是件玩具，它将成为一台名符其实的个人计算机。一个星期后，罗伯茨又接到一封正式的信函，信中说他们已经做成了软件。罗伯茨当即按信里提供的地址打去电话，可对方答复说那儿是西雅图市的湖边中学。罗伯茨摇摇头，心想这一定是哪个调皮学生的恶作剧，正准备作罢时，子虚乌有的公司又打来长途。这一回，罗伯茨不客气了，他恼怒地大声嚷道：“如果你们真有BASIC软件，那就劳驾送到MITS，我保证在阿尔伯克基机场恭候！”他本想激出对方的真情，哪知电话传来肯定的答复：“完全可以，三周后，请您到机场接站。” 
　　三周后，罗伯茨接到的竟然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来者说他叫保罗·艾伦（P.Allen），全权代表他的伙伴比尔·盖茨（B.Gates）。此时此刻，比尔·盖茨正在远隔千里的波士顿哈佛大学校园，忐忑不安地等待着消息。 
　　这位比尔·盖茨，戴着大镜片的眼镜，一副娃娃脸，只是个不到19岁的大学生。他生于西雅图一位律师和一位教师组成的家庭，家教良好，但绝无与电脑有关的遗传因子。1969年，他就读的湖边中学引入一套PDP-10小型电脑终端，用电线连接着电传打字机，并按使用时间付费。比尔在这台电传机上做起他的“软件梦”，同时也结识了比他高两年级的保罗·艾伦。两人共同在电脑上写出一个“井字棋”游戏，玩得好不开心。小家伙们终日迷恋电脑的后果，使学校付不起昂贵的费用，不得已对他们的上机次数进行严格限制。 
　　无电脑可玩，比尔和保罗实在技痒难忍。翻箱倒柜凑齐360元钱，捧回一块英特尔生产的微处理器8008芯片，设想做一台记录分析交通情况的小装置。就这样，西雅图出现了一家由两个中学生组成的“交通数据公司”。这种灰色盒子里缠满电线的小玩意，不知为何被好几个州的交通部门看中，为此他们真的净赚了近2万元。直到后来，比尔·盖茨考上了哈佛大学法律专业，仍对电脑情有独钟。 
　　1974年12月一个寒冷的冬天，保罗在路边报亭上偶尔发现了元月号《大众电子》配发“牛郎星”照片，兴匆匆找到已经考入哈佛大学的比尔·盖茨。“千载难逢的机会到了，”他对比尔嚷道，“我们可以为它编写BASIC语言。”比尔·盖茨受到感染，灵机一动想出了好主意，他对保罗说：“我们可以用学校的PDP-10机开发一种模拟‘牛郎星’的程序，然后向BASIC冲击！”接下来，两人侃出了软件框架并初步分了工。保罗负责编写模拟程序，比尔则主攻BASIC解释程序。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当他们通过电话向罗伯茨拍胸保证三周交货的时候，所谓BASIC软件还只是凭空想象而已。 
　　好在无论是模拟还是解释程序，对两人都不陌生。保罗的工作必须先行，他不到两周就干完了模拟程序。比尔·盖茨面对的难题更多，他整整写了8000行的机器语言程序，又千方百计地精练压缩，设法使它能装进牛郎星电脑狭小的“身躯”。然而，越是临近完工，他们就越是紧张，毕竟没有一台真正的“牛郎星”，编写的程序能不能在微型电脑上运行，谁也不敢打包票。直到最后把保罗送上了飞机，比尔·盖茨的心仍不踏实。 
　　显然，跟随罗伯茨来到MITS的开发实验室的保罗更加紧张。当他终于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牛郎星”时，立即就把带来的程序纸带送进电脑的读带装置，心已经提到了喉咙口。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读带机还在“咔咔”地“吃”进纸带，这几分钟就像是过了好几年。突然，电传打字机轻轻地动作了一下，打印纸上印出了“READY”，标志着电脑做好了准备。保罗猛地转过身，双手抱住罗伯茨的肩膀：“牛郎星现在有了BASIC！”他马上写了一段模拟阿波罗飞船登月的程序，交给罗伯茨打孔输入，程序果然十分准确地运行出结果。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台微电脑第一次真正的应用。 
　　不久，罗伯茨开着他那辆蓝色货车巡回美国各大城市，为牛郎星电脑摇旗呐喊。在他的手里，如今有了一件最能吸引观众的法宝──买一部“牛郎星”电脑，可配上一位“织女”──BASIC软件，引来各界人士纷纷解囊。到1980年为止，这种软件竟卖出了100万套。 
　　在BASIC软件成功的鼓舞下，比尔·盖茨毅然从哈佛大学退学，于1975年7月在阿尔伯克基竖起了微软公司的大旗。公司简称MS，连同保罗和他自己，一共6员大将，专门从事微型电脑的软件开发。比尔·盖茨为公司制定了奋斗目标：“每一个家庭每一张桌上都有一部微型电脑运行着微软的程序！” 

30、微电脑先锋

    与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埃历阿克的命运相似，1974年面世的“牛郎星”能否作为世界上第一台微电脑被载入史册，人们似乎也存在着分歧。 
　　拥有微处理器发明权的英特尔公司，难道自己不会组装微电脑，非得罗伯茨来越俎代庖吗？事实上，早在1972年，英特尔公司组建的“开发系统小组”就曾以8080作为微处理器，设计出最早的一代微电脑，比“牛郎星”的诞生提前了2年。奇怪的是，他们把这种电脑命名为“蓝箱子”，全然没有认识到自已创造了又一个“吉尼斯纪录”。 
　　“蓝箱子”电脑是英特尔配套于微处理器销售的一种工具。由于“开发系统小组”的工程师们大多设计过小型电脑，所以“蓝箱子”电脑使用了小型机上的许多技术，有自己特殊的总线，也有专用的操作系统软件。英特尔把这种机器定位于“帮助用户辅助开发微处理器”，价位也定得较高。当时的电脑业界谁也没有“微型电脑”的概念，因而都把“蓝箱子”看作某种新的小型电脑，英特尔也为自己能跻身于“第七大小型机公司”而沾沾自喜，错失了独占微电脑产业鳌头的良机。对于这一点，英特尔公司华裔副总裁虞有澄博士曾感叹地说：“如果当时在经营策略上略作调整，也许后来全球个人电脑产业的发展，会因此而改写。” 
　　与“蓝箱子”诞生大体相同的年代，以首创复印机闻名于世的美国施乐公司，在硅谷的帕洛阿托市创办了一所帕洛阿托研究中心（PARC）。施乐公司提供了非常优厚的研究经费，吸引了100多位科学家前往工作。PARC希望自己的研究人员尽量发挥出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不限制他们的研究方向。这些世界一流的电脑专家们斜躺在铺着麻袋的地板上，四周放满了黑板，幻想着电脑未来的发展方向。他们中间的佼佼者阿伦·凯博士于1972年首创Smalltalk语言，提出了图形用户界面的新概念，为13年后微软公司的WINDOWS诞生铺平了道路。有关资料介绍说，Smalltalk语言的测试是在一台名叫阿托（Alto）的微电脑上进行的，Alto即代表着帕洛阿托研究中心。阿托电脑的操作系统以位元映射为基础，并率先采用鼠标器操作，比“牛郎星”的功能强大得多。 
　　遗憾的是，施乐公司没有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仅把它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直到1977年决定推出阿托电脑时，仍把价位定在2～3万美元，无法面向广大民众。PARC的天才人物于是纷纷“跳槽”，他们带着“视窗”、“图标”、“鼠标器”等崭新的概念出走，有的成为微软公司视窗软件的设计主笔，有的为苹果公司成就了麦金塔（Mac）电脑；也有的自立门户，创立诸如3Com、Adobe等公司，成为网络系统或桌面排版印刷系统的始作俑者。 
　　“蓝箱子”和阿托电脑都沿袭了传统电脑的营销策略，它们没能够引起更大的反响。应该说，真正称得上拉开新时代帷幕的微型电脑只有“牛郎星”。 
　　罗伯茨把“牛郎星”定位在青年“电脑迷”身上，无意之中引发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自这种电脑问世后，美国出现了一个电脑业余爱好者购买散件，在家庭汽车库里组装微电脑的热潮。这些狂热的青年人还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自发组织了一个“自家酿造计算机俱乐部”，相互交流在车库里组装电脑的经验。在第一次聚会后的几个月内，就有75％的会员设计出自己的微型电脑。不久后，这些电脑迷们又纷纷以汽车库为基地开始创业，把“自家酿造”的电脑推向市场。这种状况，正如1976年哈佛商学院高才生纳尔逊所概括的那样：他们发动了一场解放计算机的运动。 
　　“解放计算机！”纳尔逊大声疾呼，“计算机安放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只为那些高级专业人员占有的状况已不复存在。让我们去掉计算机的神秘色彩，计算机属于全人类！”当纳尔逊在亚特兰大桃树广场饭店作这场著名讲演的时候，从“电脑迷”的汽车库里走出的企业已经为市场提供了约200个品牌的微型计算机，较有名气的有克罗门科公司和柯摩多尔公司的微电脑，以及坦迪公司的微电脑TRS80。 
　　克罗门科公司是斯坦福大学两个毕业生梅伦和加兰创办的企业，名称源于他们居住的学生宿舍。克罗门科电脑采用的是英特尔的8085微处理器；柯摩多尔公司则倚仗为摩托罗拉公司开发出6800芯片的佩德博士之力，把它的微电脑命名为“柯摩多尔—佩特”。可笑的是，“柯摩多尔”译为“海军准将”，“佩特”则译为“宠物”。TRS80微电脑采用的是Zilog公司的Z-80芯片，据说是由一位推销员“酿造”而成。这些早期的8位机器，作为第一代微电脑的开路先锋，为推动“计算机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 

31、游戏机溯源

    无论是资深的计算机编程高手，还是入门级的电脑“发烧友”，谁能说他从未玩过电脑游戏？国外的报刊说得更邪乎：从美国白宫的总统，到中国偏僻小镇的儿童，人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玩具，那就是电脑游戏机。电脑游戏，似乎构成了本世纪蔚为壮观的一道风景线，有人甚至认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它也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童年。20余年的发展，电脑游戏走过了自身的“轮回”：从运行于电脑的“影像游戏”发端；继而被专用游戏机称雄一时；直到目前“返朴归真”，把阵地拱手交还给多媒体电脑，并且在互联网络上争奇斗妍…… 
　　风靡全球的电脑游戏，却源于一位25岁青年白手创业的“雅达利”，正是在微处理器诞生后不久，而第一台微电脑“牛郎星”尚未出世的年月。 
　　1971年，地处硅谷的安派克斯公司的工程师诺兰·布什内尔（N.Bushnell）耳闻目睹惠普、英特尔创业成功，决心自己也闯出一番事业。然而，他已有了一个温馨的家庭和两个可爱的女儿，家境并不宽裕，暂时不敢脱离安派克斯。妻子从箱底翻出仅有的500元储蓄交给丈夫，权当布什内尔“公司”的全部“投资”，地点只好将就设在圣克拉拉自己的家里。布什内尔把女儿住的卧室腾出一间改成工作室，开始了他的业余创业生涯。 
　　夜深人静之时，在一张张画满线路图的纸上，布什内尔的构思渐渐清晰起来。他的技术水平有限，不能涉足新的电脑，但丰富的想象力却为他独辟蹊径。他始终不能忘情于大学读书时见过的一个电脑程序，程序的名称叫“太空争霸”，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捣蛋鬼马丁·格利兹1962年首创，据说是第一个在电脑上运行的影像游戏。然而，用400万元的大电脑干这种“营生”，却太不合算，他要设法把这种游戏改造为供大众娱乐的电脑游戏机。 
　　布什内尔记得非常清楚，他在1971年一天的清晨4点钟，试制成功了这种商业性电脑游戏机，名称就叫“计算机宇宙”。宇宙游戏的规则太奇妙也太复杂，复杂得让那些只会在台桌上打弹子的家伙不知所措。结果，尽管布什内尔四处游说，游戏机卖出为数不多就再也无人问津。 
　　有人告诉布什内尔：谁能大胆低估美国人的智慧，谁就能赚到钞票，电脑游戏必须是一种“不太伤脑筋”的玩艺。此时，他已经囊空如洗，只得找朋友借了一点钱，把“计算机宇宙”改头换面，变成一台最简单的乒乓球游戏机。乒乓球游戏机是一种由电脑程序控制的小小玩具，两道竖杠代表球拍，一个小光点代表球在屏幕上蹦蹦跳跳，由人操纵按纽控制反弹，打不中就失去一分。这一次，布什内尔不想出卖整机，就在机器上开了个投币口，然后扛到年轻人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酒吧里，临时拜托掌柜照看。 
　　第二天清晨，布什内尔在被窝里被电话吵醒，酒吧间的老板不耐烦地告知乒乓球游戏出了故障。布什内尔顿时睡意全消，急匆匆套上衣裤，跑步赶到酒吧间。 
　　布什内尔从兜里摸出一枚硬币，想把它塞进投币口，可就是塞不进去。拧下螺钉，打开后盖，布什内尔突然大张着嘴惊呆了：机器中那只用来装硬币的塑料牛奶杯，整个地装满二角五分的硬币。把游戏机“挤”得不能动弹的东西是钱币！就这样，布什内尔无意之中让他的“乒乓球”大获成功，稀里糊涂地拉开了电脑游戏时代的幕布。 
　　1972年，布什内尔索兴辞退掉安派克斯的工作，把自己公司的牌子高高悬挂出去。公司的大名“雅达利”（Atari），取自他钟爱的日本象棋，“雅达利”就是象棋中那句杀棋的吆喝声──“将军”，也常常被译作“阿塔里”。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雅达利公司以每台1200元的售价，批发带零售卖出乒乓游戏机10000台。第二年，公司的销售额达到350万元，第三年又猛增至1500万。于是乎，美国几乎每间酒吧、每所娱乐场和每所大学俱乐部，终日响着“乒乒乓乓”的声音。1975年，雅达利公司又下出一着“将军”的妙棋，他们把投币式的“街机”改造成家庭游戏机，显示屏幕用电视替代，程序录在盒式磁带里，第一次销售数量就有10万之巨。不久，又把一种新的节目“大嘴巴”制作成家庭游戏机磁带销售。“大嘴巴”又叫“贪吃的人”，由于不用刀枪火炮，更受小女孩欢迎。这一时期雅达利的电脑游戏机，有专用的微处理器控制游戏规则，储存在集成电路卡里的节目越来越丰富，可随意拔插更换，并且添加了色彩和简单的音乐，几乎成了美国所有家庭在圣诞节送给孩子的最佳礼物，雅达利公司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脑游戏机生产厂商。 
　　以今天的目光看，即使是雅达利后来推出的新型游戏机2600都已成为古董，但它毕竟使电脑与游戏结下了不解之缘。

32、车库谱新曲

   闻名全球的苹果电脑，是电脑史里值得大书一笔的传奇故事。正如比尔·盖茨所说的那样：“我不过是乔布斯第二而已，在我之前，苹果电脑快速成长给人以太深的印象。”就在20年前，“计算机解放”热风吹雨，正是乔布斯（S.Jobs）和他的伙伴沃兹奈克（S.Wozniak）在汽车库里组装了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电脑，用双手托起了微电脑产业的一轮朝阳。 
　　乔布斯是硅谷第一代土生土长的青年人，肖克利回帕洛阿托打天下的那年，他刚好出生。这位自小被人收养的孤儿，性格狂放不羁。他在里德学院只读了一年书，就离开学校独自“闯荡天涯”。据说，他曾整日浪迹于俄勒岗一带的苹果园，给别人打工糊口。后来到雅达利公司谋到一份差事，又迷上了东方的法术，竟千里迢迢飘洋过海，追随印度大法师“修行练功”。不久，乔布斯返回雅达利，与童年时代的好友沃兹奈克取得了联系，在后者的带动下，他也对微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沃兹奈克比乔布斯年长5岁，被乔布斯亲昵地称为沃兹。由于出生在工程师家庭，沃兹从小泡在晶体管堆里玩耍，读初中那年 ，在家里设计出第一架计算机，由此获得过旧金山湾科学博览会一等奖。沃兹是个绝顶聪明的好学生，大学入学考试的数学科目，居然被他考到800分的满分。可能是对大学的课程不感兴趣，连着换了几所学校后，他也在中途辍学，到惠普公司担任了工程师。 
　　1975年，乔布斯20岁，沃兹奈克25岁，两人都还是双手握空拳的穷小子。沃兹奈克是电脑奇才，乔布斯的才华表现为非凡的洞察力。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沃兹经常逗留在乔布斯的车库里钻研电脑，也常常携手参加“家酿电脑俱乐部”的活动。看到伙伴们炫耀自己的“牛郎星”电脑，沃兹心中羡慕不已，乔布斯就鼓励他自己动手做一台更好的机器。制造微电脑首先需要微处理器，两人跑到商店询问价格，每块8080芯片要卖270元。经过反复比较，他们驱车来到旧金山威斯康电脑展销会碰运气，结果只用20元的价格就买回摩托罗拉公司的6502芯片，与英特尔8080的功能也差不离。 
　　沃兹后来回忆说，在他们买回6502的当天晚上，他和乔布斯又来到“家酿”参加聚会。有人带来一台能与电视相联的电脑，向大伙展示一幅彩色图象。沃兹看呆了，目不转睛地看电脑在屏幕上画彩色圆环。后来，他躲在惠普的实验室偷偷制成有同样功能的芯片，但拿不定把握是否应该装进那台自制电脑里。乔布斯得知后却说：“为什么不装呢？我们要把所有的新技术都用上。”他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服了惠普的主管，允许沃兹把芯片“借”回家使用。乔布斯对好友鼓劲说：“这台电脑会使‘家酿’的小子们大吃一惊。” 
　　乔布斯的预言十分灵验，当他俩带着沃兹的自制电脑再次出现在“家酿”聚会时，到会者都坐不住了。“电脑玩家”里三层外三层把沃兹围得水泄不通。沃兹的电脑虽说仅是一块较大的电路板，但它有8K存储器，也能发声和显示高分辨率图形。“家酿小子”岂止是“大吃一惊”，他们纷纷向沃兹提出要订购这种机器。 
　　一直站在圈外观看动静的乔布斯，此情此景启动了头脑里“计算机”飞快运转，“计 
算机”顿时成了一台“算计机”。他默默地算计着：“俱乐部500人中间大约会有100人买沃兹的宝贝，第一台卖出，我们能有50元利润，然后就卖第二台，第三台……” 
　　第二天，他说服沃兹卖掉他珍爱的惠普牌计算器，又把自己的大众牌小汽车送进拍卖 
行，好不容易凑到1300元垫底资金。汽车没有了，正好腾出车库充当工厂，两人没日没夜 
赶起活来。没有人剪彩，没有举行任何奠基仪式，20世纪微型电脑的制造工业就这样悄悄 
在汽车库里迈出第一步，因为这是第一次应“客户”要求成批生产的微电脑产品。 
　　1976年愚人节那天，乔布斯、沃兹奈克和另外几个小伙伴共同签订了一份合同，这些“愚人”们要为沃兹的电脑成立一家新的“车库”公司。按照规定，上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表格必须尽快填写，乔布斯于是发动大伙为公司起个名字。他自己首先提出一个奇怪的名称──苹果电脑公司，说是能给公众一种亲切的感觉。大伙儿七嘴八舌意见不一，眼看就要过了时限，乔布斯发话道：“5点钟前还不能统一，它就是Apple（苹果）。”有人猜测，这是乔布斯不能忘情于在苹果园打工的经历。可笑的是，他后来托人为公司设计的标牌，居然是被人咬了一口的苹果，据说“咬”（Bite）与“字节”（Byte）同音，但猛一看却像只烂苹果。就这样，苹果电脑公司也竖起了大旗，与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一“软”一“硬”，遥相呼应。

33、“苹果”的滋味

   在汽车库建立了“生产车间”后，乔布斯又开始为新公司进行第二步“算计”，他要说服商店直接销售电脑，虽然他从来没有经商的经验。 
　　1976年6月，乔布斯夹着一块电路板，大摇大摆走进刚开业半年的“拜特”电脑商行。好在商行经理威尔逊也是“家酿俱乐部”成员，并不感到十分意外。威尔逊对乔布斯说：“我们早就想经销电脑，不过，你们这种电路板实在不像一台计算机，它必须装在箱子里才是商品。”乔布斯立即接受了威尔逊的条件，“拜特”商行一次就订购50台，并爽快答应先提供2.5万元的元件。威尔逊告诉他，这是为期30天的卖方贷款。什么是“卖方贷款”，乔布斯弄不太懂，但也不好意思开口问。结果，当他们在29天内把50台机器交给威尔逊，还清了所有的元件费用并小有盈利时，他才尝到“卖方贷款”的甜头。原来，不仅试制电脑的零件可以向惠普公司“借”，批量生产也是可以“借鸡生蛋”的。 
　　汽车库越来越拥挤不堪，零件和半成品几乎堆到天花板。随着订货量日益增多，资金周转发生了困难。乔布斯与沃兹商量，不能再这样小打小闹，必须找到一家大公司合作。很自然，他们首先想到自己打工的雅达利和惠普。 
　　沃兹奈克满怀信心地回到惠普公司，向主管技术的经理建议由惠普接手生产微型电脑。他一连跑去三次，每次都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惠普公司当时并不打算介入这个市场，从而错过一次领先微电脑产业的大好时机。 
　　乔布斯以为，这肯定是因为沃兹笨嘴拙舌的缘故，于是亲自出马跑一趟雅达利，他坚信布什内尔先生一定会因他的鼓动而动心。结果怎样呢？多年后，布什内尔亲口说过这段往事，他当时把乔布斯好一番嘲弄。 
　　“那一天， 乔布斯跑对我说，”布什内尔回忆道，“ 他有一种能创造1000万利润的 
产品要推荐给我，我当时回答他：‘噢，那我就成了亿万富翁，哪有这种便宜事，你小子 
肯定是鬼迷心窍。’现在想起来，雅达利公司的确放弃了大大超过1000万的买卖。然而在1976年，谁能料到微电脑会演变成今天这种大气候呢？” 
　　正当乔布斯四处游说筹措资金的时候，布什内尔念及旧情，介绍风险资本家瓦伦丁前来考察。瓦伦丁先生把他的名牌车停在乔布斯的车库前，第一眼看到的乔布斯，穿着拖鞋，披头散发，牛仔裤半挽到膝盖。他回去把布什内尔好一顿臭骂：“你从哪里弄来这么个家伙！”不过，碍于情面，他还是把乔布斯推荐给另一风险资本家马克库拉。 
　　马克库拉是英特尔公司的前销售经理，年方不惑，他才不管乔布斯的穿着打扮如何怪异，他看中的是沃兹的微电脑，愿意拿出10万元支持苹果公司，并运用自己的影响从银行搞到25万元贷款。一个“大人”加两个“孩子”组成又一套“三驾马车”，招兵买马，扩大规模，终于把工厂搬出了汽车库。 
　　轮到沃兹奈克大显身手了。1977年初，他精心设计了另一新型微电脑。这台电脑安装在淡灰色的塑料机箱里，前部是键盘，角上镶嵌着一个由6种颜色组成的“烂苹果”图案。它重量总共只有5公斤，装配着高效能的开关电源，主电路板只用了62块集成电路芯片。为了提高机器的性能，沃兹几乎用了一年时间设计出灵巧的磁盘机，尽量缩小其的体积，仅用8块芯片就达到老式磁盘机50块集成电路的效果。这种电脑达到当时微型计算机技术的最高水准，乔布斯命名它为“AppleⅡ”（苹果Ⅱ型），并“追认”他们在“家酿电脑俱乐部”展示的那台机器为苹果Ⅰ型。 
　　1977年4月，乔布斯动员公司所有的员工日夜奋战，抢在旧金山西海岸计算机交易会开幕前，制造出5台苹果Ⅱ型微电脑样品。苹果Ⅱ型电脑第一次公开露面，就造成意想不到的轰动。成千上万的观众涌到苹果公司的展台，几乎要把桌子挤翻，订货单被一抢而空，公司第一年的赢利即达到250万。从此，苹果Ⅱ型微电脑走向了学校、机关、企业、商店，走进了个人的办公室和家庭，它已不再是简单的计算工具，它为本世纪后期领导时代潮流的个人电脑铺平了道路。 
　　随着苹果电脑带来的巨大收益，苹果电脑公司在短短5年时间内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营业额跃升10亿美元，跨进美国最大500家公司的行列。乔布斯头顶着一只苹果的照片，被《时代》杂志刊登在封面，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楷模。

34、大象踢踏舞

    如果要把电脑50年的历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那么，1981年无疑是个分界线。就在那一年，IBM公司推出个人电脑PC机，使人类社会大步跨进个人电脑新时代。今天，全世界正在使用的PC机已达到2亿台，一个在自己家里玩多媒体游戏的孩子所使用个人电脑的功能，都大大超过了美国为“阿波罗”飞船登月所用的大型计算机。这一切，都发端于那一年前后令人难忘的日日夜夜。 
　　序幕的拉开颇具戏剧性。1978年到1979年间，英特尔公司已经把他们的微处理器发展为16位的芯片，赢得了前所未有的2500例成功的产品设计。1980年下半年，IBM公司找上门来要求合作，英特尔派去的工程师却被带到一块黑色幕布前。IBM的人说他们正在利用英特尔微处理器开发新产品，希望得到技术支持，但只允许英特尔工程师把手伸过幕布，摸索样机以确定问题的症结，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 
　　微软公司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1980年夏天，比尔·盖茨接到了IBM公司的一个神秘的电话，表示要对微软公司进行考察。员工多达34万的跨国公司要访问当时仅仅30余人的“作坊”式企业，使比尔·盖茨感到十分诧异。第一次会谈，身着蓝色西装的IBM的代表提出许多难以理解的问题，并要求微软当场签署一份保密协定；第二次会谈才把IBM的计划和盘托出：原来，世界上最大的电脑公司也准备涉足微型电脑，极端保密的项目代号“国际象棋”，他们希望与微软合作，请比尔·盖茨负责提供新电脑的软件。 
　　IBM的“国际象棋”计划始于那年7月在阿芒克总部召开的一次高层秘密会议。由于“蓝色巨人”在计算机革命浪潮中步子慢了半拍，以苹果电脑为代表的“车库”公司业已把微型电脑演成了大气候，而IBM庞大的机构又无法使它迅速作出反应，处境十分尴尬。据一本描述这段历史内幕的《蓝色奇迹》书中披露，IBM博克雷顿实验室主任比尔·洛威（B.Lowe）采用激将法，向公司的决策者们提出向雅达利公司购买电脑的建议，令董事长弗兰克·卡利（F.Cary）大发雷霆。 
　　“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过的最荒唐的建议，”卡利大声嚷道，“我命令你立即着手开发IBM的个人电脑，让我们自己的‘苹果’尽快占领市场。”谁知洛威听到斥责反而露出笑脸，他要求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组，可以不受公司传统的约束。卡利欣然同意，并强调说：“今后，若有人问到如何让大象跳踢踏舞，我们的回答就是这个‘国际象棋’。” 
　　IBM对微电脑的渴求迫在眉睫，洛威当即挑选了13名思想活跃的精干员工组成了工程设计小组，其中包括8名工程师和5名市场营销人员，把开发新型电脑的技术负责人重任压在了埃斯特奇（D.Estridge）肩上。 
　　身材魁梧的埃斯特奇充满了活力，此人对微电脑十分痴迷，曾自己掏腰包购买一台苹果电脑放在家里研究，这在IBM氛围里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之举。他曾对人讲：“如果你与一个在车库里发家的公司竞争，那么也必须从车库干起。” 
　　在迈阿密附近的博克雷顿实验室，埃斯特奇领导的“国际象棋”小组下出的第一着“棋”，是研究“苹果”成长的奇迹。研究的结果，他们决定采用英特尔公司8088微处理器作为新电脑的中枢，即内部为16位而外部一次只传送8位数据的芯片，既保持了节约成本、与8位机器兼容的优点，又使其“思考的速度远远快于它可以通讯的速度”（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语）。同时，IBM的新电脑也需要向“苹果”那样，委托独立的软件公司为它配置各种程序，于是就有了前面提到的与微软签署的“保密协定”。可笑的是，“国际象棋”小组的工程师们要向“苹果”学习，居然认为IBM公司的微电脑也应该取名为某种水果。经反复斟酌，也没能找到一种满意的东西，最后才决定把它命名为一个大众化的名称──个人电脑（Personal Computer），即IBM PC机。 
　　IBM公司内部的人都尊敬地称埃斯特奇为“PC机之父”，不幸的是，为PC电脑诞生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埃斯特奇4年后因飞机失事英年早逝，人们将永远缅怀他的丰功伟绩。

35、跨进新纪元

    从1980年8月到1981年8月，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埃斯特奇领导着“国际象棋”工程计划13人小组奋力攻关。“当时很少有人体会到，这一小组人即将改写全世界的历史。”（英特尔华裔副总裁虞有澄语）据说，IBM公司后来围绕PC机的各项开发，投入的力量逐步达到450人，英特尔公司也组成“特殊客户部”为PC机供应高质量的芯片。 
　　根据协定，微软公司应该为PC机提供包括BASIC在内的系列电脑语言软件。然而，未来的PC电脑，最需要的软件是操作系统，于是，比尔·盖茨把IBM的代表介绍给了另一家以研制CP/M操作系统软件闻名的DR数字研究公司。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戏剧性情节，CP/M操作系统软件的设计者基多尔恰好不在家，而他的太太又不愿在保密协定上签字画押，千载难逢的机遇与DR公司失之交臂。 
　　IBM的代表只得掉转头来，仍请微软公司帮助解决操作系统的问题。比尔·盖茨急中生智，想起了西雅图电脑公司的软件天才帕特森（T.Paterson），此人早就为英特尔的16位芯片编写了一个QDOS软件，正好可以充当PC机的操作系统。QDOS即“快而粗糙的操作系统”，微软公司以低价购买到这款软件的版权，只是当时帕特森这位“DOC之父”并不知晓内情。 
　　1980年感恩节刚过，“国际象棋”工程小组把IBM公司的最高机密──两台PC电脑的样机，从迈阿密空运到西雅图。同样在高度保密的条件下，比尔·盖茨率领着微软公司的软件小组开始为PC电脑编写程序。他们的任务除了需要赶写BASIC、COBOL、FORTRAN和PASCAL四种电脑语言的4万个程序代码，还要把QDOS改造成适合PC机使用的MS-DOS操作系统。从此，微软和IBM公司两个小组的技术人员，不断地乘飞机来来往往，飞越美国距离最远的两个城市，相互交换信息。微软的工程师还必须把自己关在密不透风的房间里，满头大汗地日夜加班。比尔·盖茨大量招聘编程高手，使参加PC机软件工程的人员增加到了70人。直到1981年6月，帕特森也加盟微软公司，并立即参加到MS-DOS的开发之中，经过反复修改和调试，终于完成了这件影响深远的著名软件。 
　　一年的时间转瞬而至。1981年8月12日，IBM公司在纽约市对外宣布：IBM PC机横空出世，昭示着人类社会跨进了个人电脑的新时代。应该说，这是由英特尔公司提供微处理器芯片、微软公司编写软件、IBM公司主要设计电脑系统的共同作品。 
　　IBM PC机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的开放性。埃斯特奇代表设计部门宣布，他们将把所有的技术文件全部公开，热诚欢迎同行加入个人电脑的发展行列。于是乎，全世界各地的电子电脑厂商一轰而上，争相转产仿造PC机，仿造出来的产品就是IBM PC兼容机。不久，IBM PC机就成为个人电脑“事实上的标准”。 
　　为了推广这种供个人使用的电脑，IBM公司巧妙地借助卓别林式的小流浪汉形象，头戴园顶高帽，身着灯笼裤，滑稽可爱地在电视上频频露脸，手里舞动着个人电脑，表示人人都能够使用。《华尔街日报》评论说：IBM大踏步地进入微型电脑市场，蓝色巨人可望在两年内夺得这一新兴市场的领导权。果然，就在1982年内，IBM PC机卖出了25万台，以每月2万台的速度迅速接近了“苹果”。1983年5月8日，IBM公司推出改进型IBM PC/XT个人电脑，增加了硬盘装置，当年就使市场占有率超过76％。1984年8月14日，IBM公司趁胜又把一种“先进技术”的IBM PC/AT机投向用户的怀抱。AT机采用英特尔公司后来发展的80286微处理器芯片，能管理多达16M的内存，并可以同时执行多个任务。从此，个人电脑开始了所谓286、386、486……的接力赛跑。 
　　1982年，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在介绍本年度“新闻人物”时曾满怀激情地写到：“在一年的新闻里，这个最吸引人的话题，它代表着一种进程，一种持续发展并被广泛接受和欢迎的进程。这就是为什么《时代》在风云激荡的当今世界中选择了这么一位新闻人物，但这完全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台机器。” 
　　这个史无前例的“新闻人物”，就是个人电脑IBM PC机。 

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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